微信刷到一则消息，公布了武汉华师附中超豪华录取名单：拟录取人员一大半来自清华、北大，绝大多数是博士。
这段时间，频频听到有中学因招聘名单而走红。
●前有老牌名校深圳中学拟聘的35人，20人毕业于清华、北大。其中8名博士生、3名博士后
●后起之秀深圳南山外国语中学不甘落后，20个录取者中，有19人毕业自清华、北大。
●继深圳、武汉出现“王炸级”中学教师阵容后，杭州文渊中学的名单接踵而来，录用的35名教师中，33人毕业于清华、北大
●其实早在2016年，北京人大附中拟选聘的16人就均为硕士及以上学历，博士占了9席，毕业院校也都是清北人大等
到2019年，清北博士纷纷奔向了更多城市的中学教师岗位，发展成一种社会现象。
回想起这些，我忽然胸涌波澜，顺手丢下一段留言：
当晚偶然再次点开文章，发现评论区炸开了锅，近百条留言，精彩纷呈。争议的两派各执一词，目测赞成者和质疑者的人数约2:1。
两大阵营的声浪相撞，把我的留言推到了前三的位置。
我的一句“鸠占鹊巢”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密集拍砖：
原谅我一时性急，口不择言，用了“鸠占鹊巢”这个带着攻击意味的贬义词。
仔细想想，当时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更准确的描绘应该为“鹰落鹊巢”。
“鹰落鹊巢”在这个语境下，大概有两层含义：
●清北博士受训于“不接地气”学科中，落入了远离学术云霄、现世安稳的编制内
●清北博士看似长出了鹰的羽翼，却被拖回到他们起飞前的中学校园
留言榜第一位的朋友所说，认为我不懂硕博圈的日常，没有发言权。
本人今年全日制医学硕士毕业，起早贪黑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是家常便饭，撰写SCI论文时的煎熬记忆犹新。像我这样，在一所不知名院校里尚且如此，清北博士的艰辛可想而知。
正是深知清北博士求学之路上挥洒的心血，才开始思考这些付出背后意义。
我决定将这些思考一吐为快。
博士的种类和性质又各不相同，无法将整个博士群体笼统地纳入讨论范围。
我想说的，是此类事件中媒体关注的焦点群体——顶级高校（“中国常左边青藤右边”的C9）的理工类专业的博士，他们被中学安排的岗位也多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博士总体上分为两类：学术型与职业型。
在诸如医学、左边法律右边、金融、管理、社会工作等领域，聚集着职业型博士，在未来职业规划上，他们更偏重实践，并非要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
而在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等）领域内，聚集着学术型博士，以进入学术圈为培养目标。
再谈另一个划分维度。同为博士身份，不同学校之间，培养成本相差悬殊。C9虽不及全国高校总数的1%，资源却向其严重倾斜，科研经费占到30%，重点实验室占近50%，享受着巨大的公共财政补贴。能从C9中的top2走出的雏鹰，除了自身的天赋和努力，还有纳税人真金白银的哺育。
北大2018年就业质量报告显示，在这一届本校毕业生中，学历越高，到中初教育（基础教育）单位就职的比例也越高，本科生没有人，硕士占比2.22%，博士占比3.19%。看上去只是个别，但算上更受追捧的公务员和其他事业单位机关，外溢的比重不容小嘘。
有段话流传甚广：“大多数年轻人买不起房不能说明什么，可清北应届毕业生奋斗十年仍然买不起房，肯定是房地产市场出了问题。”
同样，博士签约中学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清北非师范类博士扎堆超级中学，难道不是对现有学科体系赤裸裸的讽刺？
不可否认，我国的科研生态饱受诟病。接连爆出的论文造假事件，学阀门派对科研项目的侵蚀，让广大博士群体见识了科研水深，不愿继续趟了。
清北博士当年付出的心血，也一并付之东流了吗？
教育界和劳动力市场马上做出补偿——博士的前方关上了门，又在一侧打开了窗。
考研名师张雪峰说：
大学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培养人才，而是鉴别人才，把人划层次后，向用人市场传递价格。
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清北招牌被刻成“一等人才”的印章，加盖在身，放之四海而皆准。学位也被看成“通用门票”，“博士”天然代表着“左边博学右边”。
良禽择木而栖。有些中学欲打造“非清即北”的教师梦之队，揽才诚意满满。清北博士作为有血有肉的理性人，去优质中学当老师，不失为一种明智而安全的选择。
南方周末记者对深圳中学的招聘活动进行专访，校方表示，现在对新进教师的学历背景要求有所提高，改变了招聘方向，不局限于师范类，“综合素质比较下，名校学生就更优秀一些。”
一名今年刚刚被深圳中学录用的北大应届研究生（化名），简短回答了记者采访，折射出信息量却很大，戳破了校方宣传的鸡汤：
各地中学的这波高调招聘，让有些人惊呼：学历贬值啦，博士是入门级别！
而我分明看到，学历这张“门票”更值钱了。
典型的中国教育被切割为两段，我姑且称为NO.1筛选阶段和NO.2培养阶段。
头十几年为了拿到大学门票，死抱备考科目（竞争激烈的地区把奥赛和才艺也列入其中），无休止的“打怪升级”，以分数和奖项为筛选标尺，算是“读书”吗；进入大学之后，才切换至培养模式，锻炼大脑、养成品格、传承文化……“读书”的本真浮出水面。
基础教育过分突出精英筛选职能，保证了一定的公平性，代价是中国青少年集体让渡了十几年的光阴，以至后面既要补齐人生课，又要学好专业知识，全都压缩几年的大学教育内。
而扭曲的社会评价体系，执迷学历层次，超出了对专业性的考量。实际效果是延长筛选阶段，把本应止步于高考的分流环节，后推到硕士乃至博士考试。
很多人顾不及审视自己的资质和兴趣，就急匆匆的奔向下一个筛选关口。真是拿青春，去换一张纸了。硕士高不成低不就，索性一口气读到博士。
学霸们自有一套成熟的时间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傍身，习惯性做听话的“好”孩子，基本能够暂时掩盖内心的不满，攻读完不那么热爱专业。
当我们为高材生执教中学的故事拍手称奇时，是否注意到，还有一些被挤到角落里的报道，讲述着导师视角下的故事：
名校硕博天资聪颖又勤奋，科研成果斐然，导师正欲继续栽培。毕业之际，故事突然发180°大反转，眼里的好苗子去意已决，他们转向公务员或其他企事业单位的背影后，留下了一众导师的惋惜与困惑。
为什么学术雏鹰破壳后就飞不动了？
学术传承充满着偶然。当支撑清北博士的，变成了对学位证书的渴望，以及来自外界的期许时，“鹰落鹊巢”结局早已悄然埋下了必然。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还得接受现实向前看。
清北博士落户中学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人，其理由可归为两类：
●第一，优秀的人在哪里都能发光，清北精英在教师岗位也会大放异彩；
●第二，站在学生家长的立场，希望借清北级的思维和视角，为课堂吹进一股新风。
下面我逐一分析。
清北学子假以时日，胜任中学教师应该没问题。至于这种跨界，优势是否如网友所称的“降维打击”，前提要找准参照系。
认为清北博士的能力素质具有碾压性的，多是与低学历或普通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来对比，未免有失公允。
能吸引清北博士的都是精英型中学，若按部就班的招聘，录用者自然多为那几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其2017年北京市高考录取分数线，与清华相差20分左右，最后一道解答题的分值。
北师大相比清北，虽略逊一筹，但同为985，基准水平并不弱。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科研和教学所需的能力模型不一样，不是一路优秀就能当教书育人的大材。同样的时间内，清北理工类博士朝着一个钻研方向单点突进，北师大博士在积淀教师的专业素养，无论是外显的教学方法，还是内在的教育心理学、教育信念和教育品格。
学历层次和学科背景固然重要，真正决定一个中学老师水平的，是投身基础教育的本心，这与学历层次、智商高低无关。
不难发现，博士到中小学任教的热潮，多半原因还是收入和就业难问题，是否发下大愿教书育人，犹未可知。
人各有志，当然有人渴望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享受与学生相处的感觉。寻找人生方向需要不断尝试，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预留了足够的试错时间，为什么熬到博士毕业后才醒悟呢？
说到这，有人要急了：“清北博士难道就不该有自由选择权，不容道德绑架！”
上图所示，有网友留言：只要兴趣在，清北博士可以选择去卖煎饼果子、修自行车什么的。我相信以清北博士的聪明才智，摊出的煎饼一定独具匠心，没准还能出版煎饼指导手册享誉业界。既然生性自由，志在煎饼，何必迫使自己去争一个博士头衔呢？对比来看，选择读博的隐忍束缚VS.改行做煎饼的恣意洒脱，莫非是传说中的人格分裂？
中央民族大学郭英剑院长做过两个形象的比喻：
学术型博士未来不从事相关工作，就像一名运动员，接受了非常专业的训练，却不为参加正式赛事；又像宇航员，接受了前期的各种魔鬼训练，却不为上天探索。我不是说这些训练对未来没有用处，而是说不必接受如此正规而严格的训练。如果只是为了一时之兴趣，实在没有必要冒险去尝试。既浪费了个人生命，也浪费了大学的资源。
当然，也不能苛求专业与工作全完对接。时代日新月异，人才培养却有滞后性，难以及时感知社会需求而做出调整。博士数量超过研发岗位的增长速度，博士群体必然会向其他就业渠道分流，未来将有更多的行业迎来博士们的涌入。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却有轻重缓急。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让两种职业人群互换——比如清北博士通过短期培训能摊出煎饼，反向迁移则不大可能实现，职业的分量显而易见。
根据这种能力迁移的方向，博士的跨界转型，可分为顺流而下和逆流而上。
清北博士改行中学教师，属于顺流而下——迁移路径成熟，预期稳定，但轻舟竞发，前路已然红海搏杀。
逆流而上的案例，我想到了上个月当选院士的“阿里云之父”王坚。心理学博士出身的他，辞职离校，跑去阿里巴巴公司，启动连IT大佬们都不敢涉足的项目：自主研发云计算系统。“虽万千人，吾往矣”，王坚顶住质疑，走出专业舒适圈，摸索着进入云计算领域的无人区，终为自己，更为一个新兴的行业，趟出了一片蓝海市场。
博士的跨界转型不可能都像王坚一样传奇壮阔，却可以凭借积累的知识基底、自学能力和创新意识，把触角向周围的交叉领域延伸一点点，填补空置的生态位。
面对市场饱和带来的就业困境，清北博士转型中学老师，微观上无可厚非，但在国家层面，这种择业观不值得鼓励。从舆论引导，到政策环境，更应该为博士向外开拓空间，释放人才的内生力。
不管清北博士的到来对其他人有何影响，这些中学里的学生总归是直接受益人吧？
我注意到，家长群体的喜悦溢于言表，欢呼“这是基础教育的胜利”、“用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他们认为，清北学霸来传播前沿知识、拓展思维、激发动力，能满足高层次的教育需求。单就基础教育而言，这是可喜的开端。
一路陪跑的家长，盼望子女获得“素质教育”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很遗憾，引进清北博士这股清流，对于白热化的教育军备竞赛，恐怕也只是扬汤止沸。
我的高中记忆没有跑远，身边不乏同学在衡水中学复读，这几年又眼看着弟弟妹妹们的教育压力升级加码，才明白了中国孩子生活在高度筛选型的社会，所谓“博雅教育”的空间被不断挤压。当教育演变成一台择优机器时，教育工作者也就被异化被为考试的附庸。
升学率是学校聚拢名气和生源的筹码，越是高档的中学，越把高分视作命根。不幸的是，这套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素质教育天生相克。
半路出家的清北博士，为赢得主流认可，只得把大部分精力扑在传授考试知识上，顺带穿插渗透一些科研思维，很难超脱教学的基调。
名校毕业生落户中小学的热潮兴起前，他们的师兄师姐加盟课外培训机构已屡见不鲜。辉煌的奥赛经历，炉火纯青的考试技法，配上名校光环，妥妥的金牌辅导教练，有人干脆做起机构创始人。细数有名的校外补习机构，清华系和北大系两分天下。
看到这位网友的留言，我的感受是，黄土地上的古老循环：放羊—娶媳妇—生娃—娃再放羊，在一间间现代化的教室里，在一双双孩子空洞的眼神里，重新演绎着。
教育新业态的饕餮盛宴，有人搜敛食材，有人操刀烹饪，有人暴饮暴食唯恐营养不良……
众人拱起的教育囊肿里，包裹着社会资源在里面空转。汇丰银行2017年统计，中国大陆的平均家庭教育支出以美元居于世界第五；有93%的中国父母选择给孩子请课外补习，排在世界首位。
同样在2017年，北大财政所与西南财经大学针对家庭教育支出进行了全国范围大型调查，发现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一年下来，家长全部的教育支出超1.9万亿，两倍于当年的军费支出。
如同房地产挤压其他实体经济一样，应试产业的资源虹吸效应惊人，对挖掘学生其他潜在素质的投入十分薄弱。
这次中国足球输给战火中的叙利亚，举国哗然，连同揭开了足球版“少年弱则国弱”的残酷现实：我们青少年的生活都被补习班塞满了，哪有余力发展足球运动文化，国足早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国足失利，教育体制该该背锅吗？
停下来想一想，教师水平再高，教育资源再好，也改变不了考上清北的人数比例。只要蛋糕不做大，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学习就一直是卡位战和争夺战，学生和家长都难逃内卷化，痛苦值无谓的增加。
有些中产家长会觉着，「升学战争」既成事实，我只能带孩子往前冲，让清北博士来辅导，我还踏实些。他们去追逐星辰大海，与我何干？
1970年，一位非洲修女曾写信质问负责航天计划的NASA：地球上还有很多贫困儿童等待资助，为什么还要耗费巨资探索宇宙？
NASA科学副总监亲自回信，给出了震撼人心的答案，大概意思是说：
太空探索做不到直接援助，但这项计划孕育出的新技术、新方法，为扶贫做出的贡献更深远；它仿佛灯塔，点亮人类的想象力和进取精神，它所传递的勇气和希望，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脱贫”。
随信一并寄给修女的，是NASA在月球轨道拍摄的第一张地球照片
不久前热映的《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短片<白昼流星>，就在向这个答案致敬。
为什么不把搞航天的人力物力拿来扶贫？为什么不用翱翔天际的清北之鹰回填眼前的教育短板？两个问题时空各异，却有着内在一致性。
真要激励学生成长，与其重金招聘清北博士整日灌输做题技巧，不如邀请一些清北毕业生来做经验交流，分享他们成长感悟和各自领域的建树。
教育问题不能只在教育的边界内找办法，而要放在整个社会的尺度来探寻。
中国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归根结底，是对向上流动窗口日益缩紧，也就是所谓的“阶层固化”的不安。
近三十年来中国居民的社会跃升，是随着社会经济巨额增量的大势，而非学历的成就。
欧洲社会固化的危机更深重，只不过被安逸慵懒的民风隐藏起来了，一副上学开心就好的状态。东亚人的坚韧内敛和科举遗风混合在一起，上进心天然强烈，又容易陷入“我不够努力”的自责。
这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停滞乃至下行的压力，终将传导到教育上。
近年来发展放缓的邻居日本或韩国就像一面镜子，其教育的惨烈程度比我们只高不低。
首尔考试村中的公务员补习班
开辟出新的上升空间，给后来者以可能性，是疏导教育焦虑的根本之计。
而着力点在于加速产业升级，众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可选的赛道变多了，学生们就不会拥挤在高度同质化的赛道里倾轧践踏。大量高薪岗位和行业新贵的涌现，伴随着一些铁饭碗被淘汰，社会的流动性被激活了，才让人有底气逃离过度教育的漩涡。
中日韩习以为常的标准教育模式，左边起源右边于19世纪的德国普鲁士时期。基于当时的条件，这是普及通识教育最经济的方法，创造力和人文底蕴反倒不那么重要。后起的东亚国家实施追赶战略，引进德国发明的这套“教育流水线”，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它循规蹈矩的基因和实用速成导向。
奇妙之处在于，当东亚还陷在“学历社会”，疲于“升学战争”时，它们效法的德国早已超然世外，走上了一条量才取用的“双轨制”教育道路，把老龄化时代的人力资源盘活了。
在德国，一部分热爱理论学习的孩子，会选择一路升学至研究型院校；另有2/3的年轻人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入职业学校，一边上课一边到工厂实习。企业和商会直接参与职业教育，经过三年左右的匹配筛选和定向培养，学生毕业时就成了技能娴熟的专员，立即为实习企业所用。企业为此乐于投资职业教育，承担了培训经费的大头，教育资源不用愁。工作后也享有深造机会，比如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提供“职业硕士”学位，传授企业管理的软技能，使不少德国的一线工人自立门户，或被一步步提拔为CEO。
德国的双元教育体系
“双轨制”教育完善化有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是大批各具特色并且技术强劲的中小企业，能向员工提供灵活舒适的工作环境以及稳定的收入。德国有不少公司规模不大，却在细分领域里精耕深耕，做到各自行业内无可替代的“隐形冠军”，广大中小型企业维持高工资、高福利和提供国内70%以上就业的“蓄水池”，便不足为奇。
企业能取得这样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之上游紧密对接的科研体系。众多高新技术领域的博士和硕士，为“德国制造”输送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产业升级创造的丰厚利润，又吸引更多训练有素的职校毕业生投身到生产一线，劳动力市场进入良性循环。
德国工人对企业的认可度和忠诚度非常高
从目前经验来看，做好教育分流，而非发文件空喊“教育减负”，是让教育回归理性的最有效的方式。
一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育不良。人们对于职业学院的偏见，根源是除少数国家垄断行业外，大部分对口的中小企业脱离创新土壤，血汗工厂利润微薄，远不能给职校生有尊严的生活，只好转身随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即便是那些家长精心培育，进入顶尖中学，身边清北名师环绕的孩子，想冲过独木桥，也只好从先埋身题海，把宝贵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封存到一旁。
另一方面，中国过去倚靠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摘完了上一轮科技扩散结出的“低垂的果子”。想摘更高枝的果子，就不能只在O2O、P2P这类商业模式创新里打转转，得踏踏实实搞基础研究，拿出大量基于原创性的硬科技。
比起奔向中学加剧教育两极分化，清北博士奋战在科学的前沿阵地，则是从外部一点点撬开现有教育模式那僵硬的躯壳。外面射入的阳光，将驱散基础教育阶段的压抑，激励着年轻人走到躯壳之外，在市场竞争中证明自己，而不是窝在躯壳内费尽心思一考定胜负。
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鹰击长空，何来鹊巢中的岁月静好。
以上所谈种种，皆为铺垫。
当中学聘用清北博士的喧嚣散去，未来如何护送那些愿意展翅天空的鹰？这才是遗留下的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我想到了两个朋友，高中时和我一起参加过寒暑假的化学奥赛集训，都属于那种兼具慧根和兴趣的大牛，令我自叹不如。后来他们分别保送到清华和北大的主攻化学，如今快要博士毕业了，问及近况，一人看破科研红尘，愿去国企图个安稳；一人感慨科研艰辛，回中学教书又觉定型太早。经费分配两极分化，“无功不封侯”的学术评价体制，使众多具备科研潜力的年轻人在跑道上疲于奔命。尤其是外人眼中虚无缥缈的基础研究，主要源于人类的探索本能，始终摆脱不了徒劳无功的嘲议……现实扭成一股强大的重力，拖住鹰的起飞。
刚要触及正题，自觉阅历尚浅，留给读者朋友再议吧。
本文于左边公众号右边《思想潮》首发：清华北大博士争当中学老师，我为什么感到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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