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座“双万”城市居民收入榜:上海高居榜首,长沙城乡收入差最小

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共同富裕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内国家施政的方针和导向。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加大税收、社保、

14座“双万”城市居民收入榜:上海高居榜首,长沙城乡收入差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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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共同富裕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内国家施政的方针和导向。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增加居民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元增长到2020年的元,突破3万元大关。扣除价格因素后,2011年至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10年累计实际增长100.8%,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如期实现。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除了要关注收入增长,也需要更多地关注收入差距。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14个同时满足“GDP超过万亿,常住人口超过千万”条件的城市,梳理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情况。作为全国经济实力最强、人口集聚力最高的城市,它们的居民收入构成有何特点?哪些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有着相对更好的共同富裕基础?

  

这14座“双万”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天津、郑州、西安、青岛和长沙。

  

需要指出的是,广州和武汉仅分别披露了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故结合两地的城镇化率情况进行了计算,得出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数据,与官方数据或有一定偏差。此外,2004年,深圳市的宝安、龙岗两区18个镇将全面撤销镇的建制,建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深圳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故而居民收入并未分开披露。

  

  

(2020年14座“双万”城市居民收入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及各地统计局)

  

2020年,上海是唯一一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万元的城市,北京离7万大关仅有一步之遥,深圳、广州、苏州和杭州也均超过了6万元。

  

长沙是“5万档”唯一的选手,青岛、武汉、天津和成都处于4万元到5万元的区间内,郑州、西安和重庆则在3万元到4万元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14座城市中,2020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武汉居民收入出现了下降,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比上年下降2.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下降2.9%。但今年武汉的居民收入在加速恢复,前三季度达到了元,已经超过了青岛同期水平。

  

重庆的居民收入在14座城市中排最末,仅相当于杭州的约一半,并且低于全国同期元的水平。

  

整体来看,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之外,其他城市的居民收入排序与GDP排序并不吻合,甚至有的相差甚远。

  

事实上,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前者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人均产出创造水平,后者则衡量的是居民财富收入。一般而言,人均GDP越高,意味着产业附加值越高,相对应从事这些产业的人员收入水平也会更高。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对于头部城市而言,提高居民收入最主要的途径在于,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创造大量优质的就业岗位,进而形成吸引人才、进一步支撑和促进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此外,按照来源来分,可支配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大项。不同城市间的经营净收入往往差距较大。

  

以长沙、青岛为例,尽管2020年其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为元、元,并不算突出,但经营净收入分别高达8277元、8816元,大约相当于北京同期812元的10倍有余,也大幅高于公布了该项数据的苏州、成都、西安等地的水平。

  

2020年,受疫情影响,居民在外就餐和服务消费有所减少,一些地方经营净收入出现负增长,但长沙、青岛的经营净收入均保持了正增长。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地方政府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藏富于民,并且在当前的形势下,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确保居民收入提升的强有力保障。

  

城镇化水平也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另一重因素。以西安和重庆对照来看,西安的城镇居民收入更高,重庆的农村居民收入更高,但由于西安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更高,2020年达到了79.2%,比同期重庆的69.5%高出了接近10个百分点,这也使得西安整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庆高出了近5000元。

  

直观来看,提升城镇化水平,让更多人在城镇就业、创业,能有效拉升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重庆而言,仍有较大的城镇化提升空间。重庆“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力争达到73%。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既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随着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持续提高,进而扩大消费,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扩大,这是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愈发受到关注。

  

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多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造成收入分配的城乡不平等,导致庞大的低收入阶层聚集在农村,这将是未来推进共同富裕一系列措施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最大的困难点。

  

在“双万”城市中,杭州的农村居民收入最高,达到元。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回复“为什么要选取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问题时就指出,浙江一是富裕程度较高,二是发展均衡性较好,三是改革创新意识较为浓烈,同时,浙江在市场经济、现代法治、富民惠民、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

  

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浙江发达的县域经济、乡镇经济,而这些特征也同样适用于杭州,尤其是近些年新经济业态、电子商务的东风,进一步催生了大量的个体从业者及商贸型企业,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进一步提升。杭州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城镇常住居民的经营净收入为5849元,农村常住居民则达到了9067元。

  

今年10月,杭州专门发布《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行动计划(2021-2025年)》,其中提出,到2025年,杭州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万元。

  

如果从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来看,杭州并非表现最优,长沙和郑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分别为1.67和1.73,其次才是杭州的1.77。其中,长沙尽管居民整体收入排在第7,但农村居民收入排名升至第4,与上海不相上下,超过了广州、北京等地。

  

长沙统计局曾在不同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工业园区落户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发展;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为发展都市农业提供了便利;城乡统筹走在全国前列,城乡基础设施加快对接,公共服务一体化成效显著,城乡居民养老、医保统筹一体化和大病保险全覆盖等。

  

去年,长沙发布《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据长沙本地媒体今年3月报道,全市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应建尽建,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已进行股改和股权量化,收入在20万元以下的521个“薄弱村”中已有416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完成提标任务。

  

相比之下,郑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或许并不值得过度推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郑州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对比较低,仅为元,在“双万”城市中仅高于重庆。对于郑州而言,未来仍需大力重视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步提升。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要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一方面,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同时也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另一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居民的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城镇居民有着较大差距,在共同富裕的要求下,有必要加快深化农村改革,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要素,尤其是推进以土地为重点的改革向纵深推进,探索农民权益价值实现机制。最后,要注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让农村居民也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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