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城镇化与城市治理”国际论坛在清华大学开幕。论坛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作了题目为《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的报告。论坛间隙，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李强教授。
记者：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他们在城市管理方面的经验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李强：新加坡是一个完全城市化的国家。新加坡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是它对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据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委会主席刘太格博士介绍，新加坡作城市规划，是在经历了4年的跨部门商讨，进行了大量调研才开始着手的。他们上世纪90年代的规划制定好后没有大修大改过，20多年过去一直在按照规划建设。
新加坡治理城市首要考虑的是保护，而后才是发展。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保护了自然资源和历史，就是保留了城市特色。根据刘太格博士介绍，他们的规划将新加坡分成各具特色的“小城市块”，使国家成为多个小城市的集合体，而不是“摊大饼”。每个小城市都有自己的经济中心，犹如银河里的一颗星星，组成“城市银河”，每座城市既独立又相互依存。反观我们在城市建设上，容易赶时髦，大拆大建后变得千城一面，失去独特魅力。今后的城镇化过程中应记取这个教训。
记者：您主持的中国城镇化大规模入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仅为27.6%。此次您又提到，目前有2/3的流动人口不愿意放弃原本在农村的户籍，因此造成中国独特的大面积人与户籍分离的现象。这会给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李强：去年发布的数据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置信，有人甚至直接问我数据是否准确。因为大家通常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以上，为什么“户籍城镇化率”如此之低呢?我们的调查显示，和过去人们期望变成非农户口、“吃商品粮”的情况不同，目前持农业户籍的人，近2/3的人表示不愿意转为非农户籍。因为拥有农村户口就可以保留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尽管政策上中小城镇的户籍早已放开，但由于就业机会少，流动人口没有去落户的动力。
调查还发现，现在相当多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转户籍，而且年龄越小这种倾向越明显：80后的大学毕业生有30%的人不转户籍;90后大学毕业生中这个数字更高，达到51.9%。这种户口和人长期脱节的情形，使在外就业特别是已经在一个城市稳定就业多年的人，享受不到所在城市的市民权利。长此以往，这会给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埋下隐患。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重视，有关户籍的改革也将逐渐剥离与户籍有连带关系的福利，把户籍仅仅作为登记制度来施行，让外来工作人员享有本市市民的同等权利。
记者：如果新城镇不能提供就业机会，这样的城镇就成了人们常说的“鬼城”。我国应该怎样在城镇化进程中创造就业机会呢?
李强：当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一样，发生着大规模的区域性流动，特别是年轻人。我们按不同出生组进行的人口流动比例调查显示，80后和90后的流动率分别是36.9%和37.8%，远超60后、70后。
创造就业机会，是政府和企业最重要的责任。政府机构应该鼓励提供就业岗位和自我就业的企业和个人。像做小买卖的小商贩，其实是劳动者自己创造就业。他们中有的人没有享受到任何社会福利，但这样的“就业大军”不知养活了多少家庭。现在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只重视大资本，大资本一来就把地圈走，让小商小贩失去谋生手段。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尽可能给小商贩创造谋生空间，比如有的道路白天用于汽车通行，晚上在规定时间内让摊贩们支起货摊做生意。
当然，对那些黑作坊、黑货摊一定要依法监管，而且要进行正向引导、扶持、培训。我去过日本、台湾地区街边的小吃店，发现很干净。而我们现在是恶性循环——有的摊贩没良心，消费者不放心，政府对这些小经营者的服务不贴心，更愿意为大资本跑前跑后。希望这种情况能有改观。政府大力要扶持小资本、小经营者，给他们创造宽松的就业谋生环境。没有就业，城镇化就是空谈。
记者：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注意什么?
李强：中国的城镇化相对后发。高新技术方面，后发国家可以跳过先发国家的一些发展阶段;但城镇化进程往往很难跳跃，必须逐步累积发展。当今中国，我们有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也有非常贫困的地方，而越是贫困的地方，城镇化的程度越低。这就相当于分化成了“两个中国”——“富裕的中国”和“贫穷的中国”，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在扩大。这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不能忽视的国情。我们寄希望于中国的城镇化能逐渐缩小这个差距，而不是继续扩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