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告急，在这场无论是对政府还是普通公民都异常严峻的考验之下，每一方都步履维艰，二者的摩擦也较往常更为激烈。
在3月26日民航局出台政策限制入境航班之后，3月30日又表示对需求集中、飞行目的地有疫情防控保障能力的城市，将视情启动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开通加班和包机；4月1日，中国驻英大使馆亦表示将组织小留学生包机回国。对于海外留学生们来说，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触底反弹——疫情之下，政策变得更加不可预见，正如他们每一个不可知的下一秒。政策的颠簸之下，常是无数普通人生命际遇的震荡。
留学生们似乎被卷入了一场身不由己的豪赌，他们能做的只有下注：可以用机票、规划好的路线图作筹码，也可以用囤积的食物、防疫物资作赌注。把赌注悉数押给庄主，然后用尽所有的思虑、谋划、推测、权衡，遍历各种可能性与对应概率，选择下注最有可能“赢”的那一方。
谁是庄主？谁又是最后的赢家？
1
未知的变数
巨大的变数在机票上初露端倪。
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3月6日以来，欧洲和北美返回国内的航线平均价格暴涨，10天之内就从4000多元一路飙升到元以上。而雪上加霜的是，3月26日，民航局出台政策限制入境航班，首周内我国国际航班量降至108班，降幅85.3%，仅相当于疫情爆发前的1.2%。那一天，徐嘉德把她的微信昵称改成了“徐慌张”。3月24日到3月26日，徐慌张一共抢到四张机票，航班全部在隔日取消。买机票就像买彩票，“你永远不知道哪张会先取消。”
但是，一张机票数万元的价格以及各地航空公司对退票的限制性政策，又使得这一赌的代价又远非一张彩票可比，无数种意外与不确定性早已超出了留学生们所能掌控的范围。留学生们自发组建了一些互助交流群，在一个名叫“难民营”的香港中转互助群里，有人不断变更机票，试图抢在变数发生之前回国；有人机票多次被取消，十几万元在航空公司手里无法退款，难以继续购买机票；也有人为了持有一张能顺利回国的机票，一掷千金，同时购买七八张机票，试图以数量对抗概率。
留学生自发的交流互助微信群
为了尽早回国，在美国纽约州汉密尔顿上学的丁雨瞳放弃了直飞，选择到病例较少且离纽约近的加拿大转飞。她与不幸擦肩而过——在加拿大中转后的第二天，加拿大就颁布了限制入境的条令，她恰好踩着线完成了顺利中转。而董天买机票的过程也幸得贵人相助——他的寄宿家庭曾在香港居住过十多年，经历过非典时期，因此对形势有较为清醒的认知。他们劝说他将原本4月4号的飞机票改签到更早的时间，让他得以买到一张3月21号7000元左右的机票，而四月初同一航线机票已涨至近五万元。“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形，就愈发感叹正确决策的重要性。“
然而风险一直在途，幸与不幸实际上都是经历者后来的自我安慰。在踏上中国土地之前的每一刻，都容不得紧张以外的情绪渗入。即使飞机已经起飞，中转地的政策变动也可能使留学生们滞留途中。
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在底特律大都会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落地的董天和安琪遭遇了同一个困境：原本计划从日本转机回国的他们被告知，几个小时前日本政府突然收紧了入境政策，未持有日本签证的旅客无法从日本转机。无法办理签证的他们被迫放弃从日本转机的想法，但风险的轮盘为他们悄然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几个小时后，董天改签了一张从韩国中转的机票，而安琪只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苦等一个渺茫的候补机会。
当记者向安琪问起她后来如何幸运地候补到一个位置时，她的回答很直白：卖惨。她告诉记者，周围等待候补的大多都是留学生，与机场工作人员沟通稍晚就会被排在候补名单的末尾。这是她唯一可以主动做的事情，一旦挤进了名单，接下来能做的就只有等待了。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那一晚，安琪根本不敢入睡，所以去买了一杯咖啡，在机场坐了一个晚上。由于担心交叉感染，她全副武装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两天里只吃了一个汉堡；为避免去洗手间，她还要尽量少喝水。
所幸的是，在机场，安琪遇到了一个和她相同境遇的女孩，她们通过聊天来保持彼此的时刻清醒。她们相互给对方打气，关心一下对方的身体情况；她们有时也会拿起手机和其他人微信聊天，无聊时打几局斗地主。“有个伴比一个人好多了，”安琪说，“但是因为她没有穿防护服也没有戴手套，有时我也会担心她。”
在我们的采访对象里，大多早期回国的留学生都是从香港转机。然而，香港于3月18日发布由外国入境人士强制检疫措施，规定入境旅客需进行14天强制隔离，且于19日零时起生效。对于19号当天降落香港的留学生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骤然且巨大的打击。由于转机时行李托运需要入境办理，而大陆居民港澳通行签证的逗留期限是7天，根本无法实现14天强制隔离，因此他们被香港拒绝入境，被迫再次掷骰。
变故之前就订好了中转香港的机票的陈瑜，在得知无法入境的消息时，曾以为自己失去了回国的机会。不过这趟路上少不了大起大落，他在互助群里发现自己可以不入境而直接在香港机场过一晚，然后转飞到内地的其他城市。陈瑜十分感谢这些在群里分享经验的留学生，“他们简直是在拿自己当小白鼠在做实验。”当得知香港25号起全面禁止转机时，已经入境隔离的陈瑜坦言自己途中的情绪：“我没有抱怨，我觉得非常幸运。”
入境安置大厅
2
转动的轮盘
虽然成功回国的“幸运”可以看作赌局暂时的胜利，但是在飞机落地以后，轮盘又将转向何方，仍需漫长的等待。
3月27日下午两点左右，张泽在上海落地，经过初步筛查后，通过海关前往临时转运区。根据上海市相关规定，凡需经上海口岸入境转往其他省市(除苏浙皖外)的人员，一律在沪实施为期14天的隔离健康观察，而最终目的地为苏浙皖三省各城市的旅客，将由三省派驻浦东机场的工作组点对点转送回目的地城市进行集中隔离。工作人员对他做了地域划分后，他开始在机场等待隔离。
然而，等待的过程比他想的要更漫长。他询问工作人员何时才能等到来车转送，得到的回答是：要等上面的安排，他们不能做决定。“随着等待时间越来越长，人越积越多，大概有几百人，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挤在一起，包括美国、英国、瑞士、意大利这些疫情高发的国家，”张泽回忆，拥挤的等待区里戴口罩和没有戴口罩的人交织在一起，“很吓人”。原本空旷的机场等待区填满了患腰间盘突出的中老年人、忐忑的青年人、尚幼的儿童，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都挤在这个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医疗防护、座位稀少的区域，等待命运的轮盘在未知的位置停下仍在转动的指针。
丁雨瞳的入境健康申明表
丁雨瞳落地上海后首先被要求测体温，再进行填表。根据表格内容，被测者被分成绿，黄，红不同等级，由于前几天着凉发烧，有疑似病史，她被划分为黄等级。在走过很多不同关卡，经过一系列旅游史、疾病史问询、体温测量和核酸检测后，她被送往浦东医院。此时距离她抵达机场已过去13个小时。
在医院，丁雨瞳做了CT、验血、核酸检测等各方面检查，她戏称为“享受了全套服务”。“在整个过程中，我真的是很久都没有睡过觉。”
她被送到浦东医院的隔离室，等了两天之后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阴性，被送往一所五星级酒店隔离。此时，她心情愉悦，觉得一切尘埃落定，可以慢慢过这十四天了，结果第二天，她又被送回户籍所在地：杭州。她被救护车送回机场，重新开始测体温，录入信息，将整个流程再走一遍，等待浙江的车来将自己接走。
“等待”画出了一条曲折的路线。丁雨瞳和前往浙江其他地区的人一起被送往嘉兴中转站，在嘉兴等回杭州的车，到了杭州之后再等回所属辖区的车。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七点左右，丁雨瞳最终从嘉兴抵达辖区酒店。她需要再次接受检测，重新计算隔离天数，在杭州开始真正的14天隔离期。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她推测，可能当时还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政策还在不断变动中，因此免不了几番波折。
3
放手一搏
回国的留学生在赌，留守的留学生也在赌。赌自己身体健康，无意外发生；赌租房一帆风顺，找到暂时的住处；赌共情与理解，取代盲目的歧视……在须臾即变的局势面前，每个留学生都不得不坐上赌桌，拿起手里仅有的筹码，与莫测的事态放手一搏。
当被问起为什么选择不回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的沈芝筌的回答是：机票难求、顾虑飞机上的感染率、担心回国后遭排挤，以及，“说得伟大一点，就是希望不要给祖国添麻烦。”
三月中旬，美国本土疫情进入了极速爆发的阶段。此时，全美大部分学校还在放春假。长达两周的假期，很多美国本土的学生选择了回家，这时的大学校园里主要是各国的留学生。
假期临近尾声的时候，波士顿大学给全体学生发送了校长邮件，本学期剩余教学任务和考试全部改成线上进行，并要求所有人在3月22日之前尽快离校。对于无法立即撤退的留学生们，学校允许他们申请暂时留校，最后期限是5月初。
波士顿大学校长邮件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美国东部，绝大多数学校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继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等学府改为网上授课以后，3月10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也通知学生于15日前离开校园，春假后暂不需返回。4月1日，美国加州州长纽森表示，加州教育厅长瑟蒙德与全州各学区教育局长开会后，决定2020学年度所有学校将关闭，改为网络授课。这是一道“逐客令”，留校已然无甚可能，而此时回国的大门似乎也在被渐渐关上，留学生们不得不在夹缝中生存。
夹缝之一是租房。平时紧俏的房源，随着一批留学生的回国慢慢闲置出来，通过转租成为留守大军的栖身之所。当然，这也意味着一笔新的花销。沈芝筌表示：“有些人可能对留学生有些误解，觉得留学生就是有钱人。其实这大错特错了，很多留学生家里并不是那么有钱，父母必须要很努力地赚钱才能把孩子送出国。”为了节约用度，多数留学生会选择与他人合租。沈芝筌的朋友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租到了房子，据说厨具齐全，她正迫不及待地打算过去。“学校食堂已经精简得不能再精简了，宿舍里又没有做饭的地方，而一份普通的外卖就得花50美金。自己烧来吃虽然麻烦，但还蛮有成就感的。”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和好朋友住在一起。
“我认识的朋友大部分都回国了，我只能跟不认识的人合租。”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章昀霏说，“这种合租其实跟自己一个人住没什么两样，大家90%的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出来用厨房也是各自错开的。”她认为避免这种孤独抑郁的生活是许多人决定“回家”的原因。
选择留下来的章昀霏，也已经买好了6月份回国的机票。在此之前，她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章昀霏患着严重的感冒。即便出现了咳嗽的症状，她也没能得到新冠病毒检测的资格。“国内最近好像在查无症状感染者，我们这边是有症状也没得查。”她说，“美国检测的标准非常严格，只要不是特别严重，而且没有跟确诊患者接触过的就不让测。”我们询问了其他在欧美国家的留学生，他们也都表示想要做个检测并不容易。
除了医疗困难、身份困难以及学业、资金、住房等刚需之外，中国留美学生的焦虑更在于“家里有没有给自己留一盏灯”。当地时间4月3号，心急如焚的旧金山留学生王朝睿表示“祖国方面一道禁飞令之后，虽然一周前就让留学生们登记了健康包的领取，但发放最快也得下周；浙江侨联公布了爱心守护人名单和微信，加之不应；此外，校友会的同学也在转发求助消息，症状发作八天，纽约医院不接收，联系使馆被告知‘我们也没办法，自救吧。’不感染则已，万一感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自生自灭，大概形容的就是这种情况。”“目前，美国的部分保险公司已经明确了早前购买保险的留学生可以获得新冠免费治疗；部分手机运营商自动将留学生的手机流量免费提升到无限，这些都是美国的私企为我们做的事情，尽管绝不是专门为我们做的。”
在社交平台上求助的留学生
在社交平台常常显得忧心忡忡的留学生形象之外，也存在对此没那么担忧的留学生。正在帝国理工学院学习生物制药的张一沫同学拿出了中国疾控中心的一组数据：青年人（10-19岁）感染新冠的死亡率是0.2%。张一沫在自己的左边公众号右边里这样写道：“就算我一直关在宿舍里养蘑菇也十分不幸地中招了，也有极大可能是在5-7天内轻症自愈，挂掉的概率无限接近于0——同样的，在国内我挂掉的概率也无限接近于0。当然因为医疗体制和临床经验的关系，英国的这个无限小要比中国的无限小高一些……”他幽默地表示，与其赌自己会不会感染，不如赌戴口罩上街会不会被围殴。
的确，在出门使用口罩的时候，许多留学生还怀有一丝忧虑。根据新加坡《左边联合早报右边》3月4日报道，一名新加坡籍留学生因新冠肺炎疫情受到种族歧视，在伦敦街头遭一群青少年围殴致重伤。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张一沫的朋友也有过戴口罩走在路上被尾随，被吼“coronavirus”（新冠病毒）甚至被赶下地铁的经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留学生都表示，当地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基本上不戴口罩，街上戴口罩的以亚裔居多。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有关青少年感染新冠病毒
死亡率的数据统计表（部分）
“我觉得这跟政策也有关系，一开始英国政府搞群体免疫，所以民众也很随意，觉得你们好夸张。”张一沫说。
在美国的沈芝筌同学觉得，所谓的不要戴口罩像是一个骗局。“给医护人员的都不够，所以政府跟民众说不要戴口罩，怕你们抢资源。”位于早期疫情爆发中心西雅图的张晴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细节，她就读的华盛顿大学之前给同学们发过N95口罩，但后来又发邮件希望能把这些口罩捐出来给医护人员。
之前两个月前中国疫情爆发的时候，许多留学生都积极参与了抗疫物资的捐赠。疫情之初，他们掏出自己的生活费，遍寻海外仓库，采购物资驰援国内，现在轮到了他们的父母千方百计从国内给他们寄口罩和防护服。
随着国外疫情的加重，政府的防疫政策越来越紧，当地民众也开始越来越重视。章昀霏告诉我们，她最近碰到过两次，Uber的司机向她询问哪里可以买到口罩，说她戴着口罩看上去“很安全”。沈芝筌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看到，许多美国人指责政府推卸责任，有些记者尖锐地指责一些官员：“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中国病毒’啦，就说你们现在能提供多少呼吸机吧！”她相信情况会渐渐好起来。
4
谁是赢家？
这是从加拿大归国的留学生樱文在隔离点度过的第四天。此时的她刚看完一节网课的屏幕录制，准备借着傍晚的闲暇切个橙子，刷刷手机。
“我很幸运。”她用很平静的语气形容了一下自己的回国之途，“我的航班是从温哥华到上海的直飞，中途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障碍和问题，然后也在本地隔离，条件还行，离家也挺近。”但在客观叙述自己情况的同时，她并没有表露出更多的欣喜。
短暂的几天里，樱文开始不断地追问自己，回国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落地时的安心感也是真的，庆幸的情绪当然也不会假。但摆在她眼前的局面却并不像在飞机上时脑海里所预期的那般简单，夹杂在一片祥和心境下的茫然感席卷而来，甚至可能冲垮当时滞留在国外的那种堆砌的不安。
樱文还在温哥华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心理治疗小组，去小组参加治疗是每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个治疗本预计会持续一年。“我没有办法，我一定得去，你明白的吧。”她的语气里多了一丝焦虑的成分。
“我还是回来了，所以治疗终归还是断了。我和我的心理医生沟通过了，值得庆幸的是他同意等我回去依然可以继续参与治疗。但我现在开始有些害怕。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如果有一天加拿大也封了国，如果我八九月还回不去的话，情况就会有些麻烦。”
除了要面对来自不可知未来的巨大压力，樱文也表示目前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学业。
“时差的问题姑且还能克服，因为有屏录嘛，但在隔离点翻墙网速实在太慢了。”连不上vpn就意味着无课可上，这也是摆在众多归国留学生面前的障碍。每天的网课，都成了她和网络信号斗智斗勇的时间。“有一次一个一小时的讲座视频，我分了两天才陆陆续续看完，天知道我当时多崩溃，如果考试也这样，那直接就爆炸了。”出于好奇，她也浏览过网络上学生们对国内网课的种种评价，并表示很羡慕能够二倍速播放的回放。“如果我能拥有一倍速那就算很幸运了。”她嘻嘻地笑了几声。
谈到浏览网络，樱文突然想起来些什么。“接触到有关对留学生批评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她承认自己在刷手机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关注一些相关的信息。“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感受，你能够理解他们的部分心情，但是你也有你的苦衷。横竖都不对。”
这样的心理状态影响的不只有她一个人，同样还有她的母亲。“我妈妈有关注知乎的习惯，她应该也有看到过那些言论，她有在电话里让让我少刷刷手机，说了好几次，也没点明什么。”作为女儿，她当然知道妈妈的用意。“我知道她很不好受，甚至比我更不好受。”
短暂的庆幸过后，所谓输赢的分野定性突然就失去了它原本被定性的意义。
到头来，樱文依然不能对自己回国的决定做出一个绝对的评价。情绪的起伏也依然周而复始，无论回国与否，一切都在往前，而一切皆在原点。
“现在的我待在隔离点回想起来，使得我或者说是我们中大多数作出最初的决定的，根本不能说是什么精确的利益权衡吧，只有处境和随之而来的种种情绪，仅此而已。”
最后，当听到“留学生的归途宛若一场豪赌”论调时，樱文只是笑着做了回应：“很有意思也很残忍的比喻。”她这样说道，“从局外人的视角来看留学生归国这件事，会觉得像是一场赌局也算合理。但我感觉这个比喻依然不大好，输的是什么，赢的又是什么呢？本以为只是下注后的胜率无法确定而已，没想到的是这场赌局从一开始，本就没有输或赢的旗帜在任何地方竖起来。只是早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已被迫深陷其中。”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徐嘉德、丁雨瞳、董天、安琪、陈瑜、张泽、沈芝筌、章昀霏、张一沫、樱文为化名
（文|求是潮新闻资讯中心吴昊峰、夏彬特、茆心语
赵静、吴晓微、刘美希、苏昊辰、郭怡）
（图|源自受访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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