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王露王昕然
【编者按】
2020年，全球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新冠肺炎。7000万人确诊，170万人病亡，人员往来停滞，全球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衰退……
生活正缓慢恢复，但新冠无疑已深刻烙印在了所有人的记忆里。这份记忆终将给人类留下什么？封锁？社交距离？还是未来面对新一场疫情时的更好应对？
澎湃国际推出“全球记疫”系列报道，回顾多国民众在过去一年间经历的悲欢离合，勾勒出疫情下世界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图景，从中展望人类与地球将走向何方。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如何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2020年，被疫情裹挟着的留学生们，面临着可能是截至目前他们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年初，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暴发，各国新冠感染人数飙升，关于“留学”的坏消息也接踵而至——多国高校宣布延迟开学，改为在线上学习网课；托福、雅思停考；国际直飞航班暂停，归国机票“一票难求”；签证政策频繁变动……
是承担风险奔赴国外，还是“居家留学”，日夜颠倒，抑或是忍痛放弃心心念念的留学梦？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留学生们都曾有过担心与彷徨：“我会在国外感染新冠吗？有足够医疗资源治疗吗？”“网上授课如何开展？我还可顺利毕业吗？”“我该怎么回国找工作？”
纠结过后，准留学生们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人追求理想、毅然决然出国留学；有人选择遵从现实，推迟或者放弃出国学习；也有学生选择了网课的形式“居家留学”……
去？还是不去？
2020年2月26日，和往常一样，家在东北某地的海莉例行检查着邮箱里是否有来自申请学校发来的新邮件。而就在当晚，她收到了“梦校”（DreamSchool）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
“不真实的感觉！按照今年这个形势，我还想要不要先找个工作，没想到竟然收到Offer（录取通知）了！”海莉彼时第一时间就与朋友们分享了被牛津录取的消息。
然而，在收到Offer后的这几个月里，海莉的内心却始终悬而未决。尽管她一直秉持“可以出去（留学）就尽量出去”的态度观望英国疫情的发展态势，但在目睹9月末至10月初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飙升至1.5万至2万例，同时还得知有中国同学到牛津上学后感染新冠后，海莉打消了即时去英国学校报到的计划，决定暂时“居家留学”。
2020年秋季学期，牛津大学举行了罕见的线上开学典礼.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据海莉在牛津的同学说，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有限，医院很难预约，且不一定会照顾到每一个人，“少数在英国确诊新冠的中国学生在宿舍接受隔离，依靠自身抵抗力和从国内带来的药物硬抗过去。”海莉告诉澎湃新闻，“其实他们也别无选择，蛮无助的。”
“我从没后悔过自己‘居家留学’。”海莉说，牛津的防疫措施很严格，就算去学校，也只允许学生待在宿舍上网课或者到附近的公园放风，不仅无法参观当地的历史文化场所，而且也无法和同学们开展线下社交活动。
牛津的线下活动对社交距离的限制也非常严格
在北京工作了两年的伊凡却与海莉不同，她在2020年上半年得知被录取后，毅然辞掉了手头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办理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的入学手续，并开始着手在伦敦租房。
“在做这一段人生规划时，疫情还没有暴发。”伊凡回想道，“鉴于身边有不少同学延期一年入学，我一开始也蛮纠结的，但最终我还是决定直接入学。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大，且之前独立生活的时间也比较长，面对这种特殊情况，父母也比较支持我的选择。”
伊凡还坦言，做这个决定的另一原因在于自己已辞职，而在疫情期间找到好工作的难度很大，“工作后我一直都有继续读书的计划，也有读完书调整工作方向的打算。假使我今年不去的话，就意味着我可能面临再多耗一年时间等明年开学，或是找个工作将就一下的情况，这都不是好的选择。”
伊凡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在10月初第二波疫情在欧洲蔓延之际抵达英国的。随着英国新冠确诊人数飙升，英国首相约翰逊于10月12日宣布出台“三级封锁”措施，并禁止极高风险地区举行家庭聚会，不建议民众出门。
“当时还没有特别严格的管控措施。”回想起自己入境的经过，伊凡说道，“我记得在飞机上填好入境表格，之后便顺利入关。”
尽管没有统一安排隔离，但英国政府要求入境英国的旅客必须自我隔离14天。而抵达英国之后，伊凡所就读的学校也要求在隔离14天之后给学校发一封邮件，并附上“入境章”以核验入境日期，确认外国来英留学生是否真正隔离了14天，“说是隔离，其实并没有强制要求，全靠个人自觉。”伊凡沉思了一会说道。
来英一段时间后，伊凡发现英国人比较注重保持社交距离，而且消毒措施到位。“当时我想，该采取的防护都做了，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空无一人的伦敦街道
无论是否亲自前往英国，海莉和伊凡仍选择在疫情期间完成海外高校的学业。但历经千辛获得“梦校”Offer，并拿到国家公费出国资格的晓钰却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自己的留学梦。
长期以来，到欧洲留学是晓钰的梦想。“虽然我本科学的是法语，但却未能亲自去法国或欧洲看看，这是我的一大遗憾。”晓钰告诉澎湃新闻。因此，自研究生入学起，晓钰就翘首企盼学校的交换项目。
终于，就在2020年1月初，在距离晓钰毕业不到半年的时候，她等到了去比利时欧洲学院交换的机会，该校位于布鲁塞尔，被誉为欧盟重要的智库和欧洲未来政治家的摇篮，其多元的国际实践活动也是晓钰最为期待的。
于是，从1月初到8月中旬，从准备欧洲学院笔试、面试，到参加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面试，再到突击语言成绩，晓钰几乎一刻也没停下。终于，她获得了欧洲学院的国家公派资格，而今年全国仅4人获此资助。
然而，到了8月初，眼看着比利时确诊病例数不断攀升，晓钰和父母都一改之前乐观的判断，“我们都认为现在去欧洲很危险，更担心的是在异国他乡感染后有可能无法获得医疗资源救助。”晓钰对澎湃新闻直言，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她放弃了近在眼前的Offer。就在一个多月后，欧洲学院宣布有22名学生新冠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随后该校350名学生被隔离，“现在回想起来，不出国是个明智的决定。”
全球高等教育分析机构QS于11月发布的《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留学生》报告显示，中国作为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66%的受访学生认为新冠疫情对自己的留学计划造成影响；在这些受影响的学生中，48%的学生表示自己会选择延期入学，而4%的学生表示自己会放弃留学计划。
回？还是不回？
疫情之下，不仅是中国学生在纠结留学之路会走向何方，来华的外国留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抉择难题。
来自日本的Aki准备在2020年9月进入上海某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原本Aki想要利用升入研究生前的半年空暇时间游历中国，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却打乱了他的计划。
1月底，面对来势汹涌的疫情，看着新闻中确诊人数不断增高，感到担忧的Aki随即买机票返回了日本。但回国之后，Aki却目睹了另一番景象。“回家后不久，日本疫情也开始升级，然而民众却并不重视，我反而开始担心起了日本。”
回到日本的Aki非常谨慎，出门必戴口罩，有时甚至会使用护目镜。Aki回忆道，比起在中国的层层戒备，他在日本更多感受到的是“平静”的气息，“为了让他们有紧张感，我拿出了‘终极防护武器’，但却换来朋友隐隐的嘲笑。”
Aki的“终极防护武器”
眼看着日本疫情渐趋严重，Aki也开始变得急躁不安，“我想要回去读书。”3月，Aki的内心一直回响着这个声音，在无数次纠结之后，他启程回到了中国。
重返中国后，学校尚未开学，在上海的朋友都没有回来，回忆起隔离期，Aki满脑子都是呆呆望着酒店墙壁的场景。“那个时候有想回日本的想法吗？”面对澎湃新闻记者的这一发问，Aki坚定地摇了摇头：“我已经决定读硕士，待在中国为入学做准备是我的最优选择。”
同样面对年初猝不及防的疫情，原本计划寒假留在上海高校完成毕业论文的宓娜却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之下决定返回蒙古，而她的这次返乡之旅也可谓是“一波三折”。
宓娜先从上海飞到呼和浩特，后被告知呼尔浩特飞往乌兰巴托的航班被取消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时整个人就懵了。”回想起这段经历，宓娜的语气中仍带着一丝无助和迷茫。
在蒙古驻华大使馆和家人朋友的建议下，宓娜决定先坐火车到二连浩特，再想办法从那里买回蒙古的火车票。最终，在宾馆老板的帮助下，宓娜买到了回乌兰巴托的火车票，到站后她还要再转火车才可回到家乡额尔登特。原本7小时的返乡之旅，宓娜此次却耗时近三天。
“回家途中，我心里非常忐忑，担心蒙古会在此期间关闭边境，导致自己长期滞留二连浩特。”据路透社报道，蒙古允许本国在华公民在2月6日前返回国内，而宓娜恰好赶在国境关闭之前3天回到了乌兰巴托。
网课“不顺”
为了抑制疫情扩散，国内外各大高校纷纷采取了网课教学的形式。但这在学音乐的旎旎看来，网课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一年的网课几乎都未顺利进行。”旎旎叹了口气，疫情下，合唱课程完全停课、视频授课经常卡顿、歌剧的彩排都变得困难重重，“有个老师原本脾气超好，但线上授课碰到网络不好、听不到歌声，或是伴奏跟不上，我还是能看到他罕见的‘暴躁一面’。”
试想一堂疫情下的声乐课，一个学生已经对着镜头高歌已久，另一个学生的伴奏却因为网络延迟还停在上一拍，老师一脸迷惑地看着镜头不知如何评价，这会是一个怎样“奇妙”的画面？
疫情前，旎旎每天雷打不动地练习伴奏，但疫情之下这一“惯例”却执行得有些困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旎旎举起手机，展示了平时练琴的消毒措施。“纸巾、消毒液、酒精，这都是必备的。”旎旎一边晃悠着手里的酒精，一边习惯性地擦拭着琴键。
琴房里必备的消毒工具
伊凡也坦言，网课令她的在英留学生活产生了些许“距离感”。
由于伊凡就读的商学院非常注重小组讨论与团队合作，疫情之下的课程开展便显得非常困难，“我们老师就曾经说过，当人无法当面交流时，是很难抓住别人的注意力的。”QS发布的调查报告也显示，无论是中国、欧盟、印度或是北美，都有超过半数的留学生都对网课教学不太感兴趣。
与旎旎和伊凡不同，海莉从网课中感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压力。
“万万没想到‘居家留学’竟也会这么难。我想退学。”在国内高校获得国家奖学金的海莉在牛津远程上课一周后情绪几近崩溃，高负荷的学习任务几乎占据了她生活的全部。
“我不是那种特别努力的人，然而，我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是这么学过来的，他们要么凌晨3点至4点才睡，要么凌晨4点就起床学习，”海莉说，自己的学习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同学们的推动，“假使有同学找你讨论问题，但你什么都不会，就失去了一次与他们交流的机会。现在每天的学习都很累，活在焦虑之中，我担心自己无法毕业。”
海莉“居家留学”每周都有满满课程安排
重新认识社会与自我
为应对来势凶猛的疫情，欧洲各国都陆续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意大利政府也不例外。
意大利作家罗伯托·萨维亚诺曾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在今年3、4月第一次封锁时，意大利人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全新的紧急情况，这种情况是任何政府都难以处理的，但随着形势发展，他们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面对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意大利民众在今年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他们举着类似“保护自己，否则我们就会灭亡”的标语，持续控诉着疫情之下的经济颓势，声张自己的“人身权利”，警告政府不要再“束缚”民众。
“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他们很难理解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部分民众在疫情期间声张‘人身权利’，忽视政府防疫建议的行为。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疫情关头，选择隔离才是保护个人生命权的最佳手段，而非继续主张所谓的‘人身权利’。”去意大利交换一年的北京某高校学生阿杰对澎湃新闻解释道，疫情刚暴发之际舆论众说纷纭，导致意大利民众存在认知偏差，甚至很多人将疫情和流感搞混。
与阿杰的关注点不同，居住在艾米莉亚-罗马涅大区的旎旎认为“意大利政府做得还不错”，当时政府可根据疫情的变化迅速应对，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第一波疫情期间，政府要求我们出门要随身携带一份自我声明，内容包括是否发烧、出门理由、所经路线、何时返回等信息。”3、4月，艾米莉亚-罗马涅大区街头时而会碰到巡逻的警察，假使有人在被询问时没有携带自我声明，那么往往就会面临几十欧元的罚款。
尽管旎旎对意大利政府的防疫举措表示肯定，但她也提到意大利民众对口罩的“轻视”仍是她心中的“难解之痛”，“有很多人抗拒戴口罩，在他们眼里，口罩似乎是重病患者的象征。”
但旎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气馁，她仍会反复和比较亲近的老师解释疫情的严峻性以及口罩的重要性。第一波疫情期间，意大利口罩价格飙升，且时常断货。看着声乐老师频繁使用已翻毛边、泛黄了的口罩，旎旎拜托在中国的父母给老师们寄来了口罩。
在旎旎的耳濡目染之下，她的老师们渐渐开始注重防疫，也体会到遵守政府措施的重要性。收到旎旎送来的口罩后，老师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谢。“看着他们从一开始的无法理解，到后来开始劝告他人注重防疫，我有一种‘自己做到了’的成就感。”
旎旎与老师和同学们摄于音乐会结束后
“那你会害怕（感染新冠）吗？”面对澎湃新闻记者这一提问，旎旎深思了一下，对着镜头点了点头。
疫情之下，任何微小的症状都可能引发无限的猜想，“是不是发烧了？要不要去检测一下？我得新冠了吗？”旎旎回忆道，这段时间，她亲眼见证了自己的老师感染新冠、学生被传染，每一个身体发出的小征兆，她都会反复确认。
疫情期间，身在异国的阿杰和旎旎体悟着意大利的风土人情，而回到蒙古的宓娜则找到了“新的自己”。宓娜告诉澎湃新闻，每月除了定期参加学校导师组织的线上会议，汇报学习进度外，家庭时光成为了宓娜生活的主线，而这也她过去7年在外求学所缺失的。她和父母朝夕相处，一起翻修了爷爷奶奶的房子，还教会了父母如何参与线上会议。
宓娜与父母一起翻修爷爷奶奶的房子
更为重要的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放慢了原本快节奏的生活，给宓娜争取来一段宝贵的“缓冲期”，这让她得以更好地反思和认识自己。“疫情前的生活时常让我感到焦虑，我无法控制地去担心很多事情，像是未完成的作业或者就业问题，时刻都处于竞争的压力之下。”宓娜说，“但在家的这段时间，我慢慢明白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也会更加关注现在所做的事情。”
未来可期？
“我只想回到正常的学校生活，但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仍存有这样的期待。”Totto-chan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无奈地说道。
距离1月10日离开上海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了，原本计划3月寒假结束后就返回上海某高校的越南留学生Totto-chan现在只能每隔一两个月期待学校发布允许留学生返校的通知。
对于学习了7年中文的Totto-chan来说，她最大的心愿就可以在中国的学校经历一次正式的毕业典礼，之后再郑重地和中国的朋友、学校以及上海这座城市告别，“一直以来，我都特别期待体验在中国的城市和学校里的生活，也特别珍惜每一个遇到的人。”Totto-chan告诉澎湃新闻，“然而，我在上海生活一年多就匆匆忙忙走了，毕业典礼的缺席让我感到很遗憾。”
比起盼望返校的留学生，更焦急的莫过于身处疫情下的“最难求职季”，但又无法回国参加面试找工作的留学生。
每年3月是日本的毕业季，也是日本的求职季。在台北读硕士的佐藤原本可能一身西装革履，奔赴各大企业的面试点，但眼下的他穿着睡衣，坐在电脑前百无聊赖地刷着各类公司的招聘简章。
“找工作要回日本面试，但回去会被隔离，返回台湾后又会被隔离，来来回回浪费一个月。况且论文还没有写完，我没有勇气这么拼。”对于为求职准备了近一年的佐藤来说，出于时间成本的考虑，他忍痛放弃了亲自回日本找工作的计划。所幸日本各大公司从3月起都针对疫情推出了线上面试，这让佐藤看到了一线生机。
尽管可在线上面试，但在佐藤的认知中，这其中仍有一些无法跨越的“鸿沟”——除佐藤之外的大多数在日本国内毕业生还是选择了去现场，“大家都在现场面试，只有我是线上，若因网速不好无法和面试官顺利对接，那不就完了？”
但在进行了几场线上面试后，佐藤发现，实际情况并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糟糕。佐藤回忆道，在各个公司的三轮面试中，第一轮会遇到许多和他一样因疫情无法回国的人。在人数不多的第二、第三轮面试中，唯一在线上面试的学生反而更容易被面试官记住，“没想到线上竟比想象中的轻松。”佐藤笑着说道，或许疫情让自己失去了很多，但在艰难时期的“小确幸”是收获了心仪公司的Offer。
在新人介绍仪式上，唯一一个不在日本国内的“新员工”佐藤通过视频软件被投放在了公司的大荧幕上。“就只有我一张大脸投在现场的大荧幕上，那一刻全场都在看我，未来部门的主管、公司的老板通过荧幕‘假装’给我递Offer，这场面既尴尬又特别，我仿佛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尽管此时内心五味杂陈，也不知疫情下选择加入一家日本航空企业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佐藤仍对未来的工作充满期待。
虽说暂时还没收到返校的通知，但幸运的是，越南留学生Totto-chan也在疫情期间找到了未来的就业方向——成为一名汉语老师。在越南疫情已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尚不能返校的Totto-chan申请了在越南的一所高校里教授汉语的工作，每周工作四天半，尽管忙碌，但她发现自己慢慢爱上了汉语教师这个职业。
Totto-chan在学校里度过的第一个教师节
Totto-chan说，等学校发布返校通知时，她想认真地走遍校园里的每一处。喜欢体验新鲜事物的她也已踏足中国大江南北诸多城市，下一站她想去西安看看，“自己每多走一步，未来就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和学生聊。”Totto-chan描述着自己曾走过的中国，以及自己对未来的期待。
Totto-chan眼中的杭州
与澎湃新闻分享生活的海外留学生们，虽无法涵盖全部，但也是疫情之下这类“特殊人群”的缩影：Totto-chan带着遗憾离开学校，却始终期待着重返中国之日；佐藤接受了疫情的“挑战书”，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将此次求职经历视为一段难忘的旅程；Aki亲眼见证了疫情下的中国，也坚定了自己的留学梦；宓娜在疫情中获得“喘息”的机会，决定放下思绪的包袱，将烦恼留给明天……
而回顾疫情下的中国留学生，海莉在特殊时期意外收到梦校Offer，斟酌之后选择“居家留学”，却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不曾体会过的艰辛；伊凡面临人生规划中不曾设想过的选择，鼓起勇气前往英国，发现现实可能不如她想象的那么糟糕；而旎旎更是在融入当地的过程中，对他人施以援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地人对疫情的想法……
“不过是文凭而已，生命更重要啊！”从意大利暴发第一波疫情开始，旎旎的父母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劝她放弃。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后悔当初不应该让旎旎前往意大利。“有时候听到这些会很沮丧。”旎旎坦言，“但他们只能从新闻里了解我目前的处境，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
像旎旎一样，许多留学生在面对疫情时，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不安与踌躇——来自父母的担忧、来自朋友的劝阻、来自外部社会的冲击。不管是继续前行，还是暂时停下来养精蓄锐；不管是坚定不移，还是后悔自己曾经做过的选择，至少他们仍旧怀揣着梦想，在疫情中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认识到了更真实的自己。
展望未来，旎旎眼中泛着期待的光芒：“继续加油，就快要毕业了。明年还有最后一个毕业演出，我希望能顺利参加毕业典礼…”
“这段留学经历意味着什么？”旎旎想了想，向澎湃新闻记者坦言，“我想是成长。至少我学会了做饭。”旎旎对着镜头微笑，继续今天的钢琴练习。
责任编辑：胡甄卿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