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国留学生回国就业率达80%，清华却不到20%，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真的缺人才么？
我想大多数对人才有些了解的同学们，都会给出一样的答案：“我们真的不缺人才”。按全球的平均智商水平来看，我们已经处在智商金字塔的最顶端。同时我们也有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拿本科毕业生举例，2020年我们的本科毕业生总数已经达到了874万人，这个规模还会随着扩招不断增长扩大，本科生基数扩大之后，研究生、博士人数也会不断增长，这些都是我们认知中的人才。
我们不缺人才不代表着我们能够留住这些人才（理科科研科技类人才），为什么大量的我国杰出的科研人才都希望跑到美国去，在国内有可能他们做不出好成绩，反而到了美国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就是因为这样很多留学美国的科研人才都选择了留在美国，而不是回国搞科研或者就业。
我们就拿清华大学来举例，根据清华大学2019年发布的《清华大学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来看，清华大学2019的毕业生中有15.3%的人选择了出国继续深造，而美国是清华毕业们出国深造的首选，占到毕业生总人数的10.2%。同时清华出国深造的毕业生们选择回国就业的比例只有约19%左右。那么有人就会对比全国80%的留学生回国就业比例，提出疑问：“清华大学出国深造留学生毕业之后回国就业的比例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想说，这种简单的对比是不公平，也不符合实际的，这里要明确一点的是，这80%留学生回国就业的，基本全部都是学习商科和文科的留学生，理科科研类留学生回国就业占比不到总数的10%。那么为什么科研科技类留学生不愿意回国就业搞科研呢？这才是我们应该要问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才对，而不是笼统的进行简单的数据比较。
大佬一、施一公
施一公：1989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学会外籍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2017年获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之“生命科学奖”。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4]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湖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
施一公对于我国留学生赴美留学毕业之后选择留在美国的做法，给出了一个成语作为解释：“知足常乐”。
其实所谓的“知足常乐”更多说的是我们的留学生赴美毕业之后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方式问题，留在美国工作就业相对于回国就业是有很多的现实面的优势存在的。
薪酬高于国内：留在美国就业工作，无外乎两种选择，进入美国大学任教，进入公司做研究人员，不管选择哪一个选项，只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工作个几年，很容易就能跻身于美国的中上阶层，同时挂钩的就是高薪酬，要比国内的薪酬水平高得多得多。有高薪、有地位并且触手可及。
舒适安逸的生活条件：高薪酬待遇，带来的就是舒适的生活环境，买房买车很简单，独门独院的别墅大house，价格美丽的各种豪车，相对于高薪酬来说更加低廉的吃喝物价水平，对比国内的高房价的一房难求，还有一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留在美国就业的优势显而易见。用自己的学识换来的是安逸稳定且富足的生活方式。
我们国人讲究的就是“知足常乐”，在物质生活上同样“实事求是”，哪里优越我就选择留在哪里，只是出于本性的现实面选择，无可厚非，没有对错。对于此类选择上纲上线到爱国层面其实是有点矫枉过正了。每个人都是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既然选择留下，我们就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我们应该更多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找原因，问问我们自己这些人才为什么没有选择回国呢？
大佬二、翟东升
翟（音Dí）东升，博士，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世界经济专业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
翟东升教授对于我们留不住创新科研科技人才的解释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同时也回答了上文中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的美国，而不是回国就业搞科研。
搞科研创新要花很多钱的：真的要搞科研，搞创新，他是花很多钱的。那么只有在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地区（美国），才有足够的热量才烧得起钱，才能够养得起这种创新。同时创新科研是一个场域，创新不是光靠一个天才般的个体，他的灵光一闪。而是靠一个群体，知识的不断的积累，思想火花的碰撞，优秀的研发条件，相关信息的共享。（顶尖科研团队人才数量，美国还是占有很大优势的）。
多年来的重物轻人：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四十年里，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重物轻人的表现。在我们科研体系里，对于耗材和设备的预算经费非常多，可是如果你想要给人发钱，你想要高价雇佣一些人，难度就会非常大。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我们财务体系，我们的预算编制逻辑，就是不愿意为人才而买单，而只愿意为物来买单。（穷怕了的穷人思维模式）。
对于说谎和造假的惩罚力度不够：美国对于说谎和造假的处罚力度和仇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国内，国内对于此类事件的容忍度似乎有些偏高，当我们去容忍了这种说谎造假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过分的尊老、好面子：给老人、给老同志、给老权威以足够的面子和太高的地位，这种做法对于创新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的论资排辈、尊老，同时不喜欢辩论和批判，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和社会文化，它对于我们年轻人的出头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要新建一种新机制和新文化来鼓励年轻人拥有更多发言的权利。
相比欧美社会里面，年轻人比较容易出头得到发展的机会，年纪轻轻可以做国会议员，年纪轻轻可以成为正教授。
我的教育和考试体系：我们的教育和考试体系倾向于求全，要求一个人平衡发展。只有你各门功课都好的情况下，你考出来的总分才是足够高的，才能够让你被重点大学录取。它比较鼓励选拔那些，各方面都不错，但各方面都不杰出的人，最后获得最好的教育。从而忽略了很多偏科的天才，由于偏科结果他的分数不平衡，就会被我们的教育和考试体系淘汰掉。他们最后可能就是一位大专生。
假如我们需要一批物理学家，那么为什么要，要求这些物理学家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呢？尤其从现在再往后，未来中国的杰出的物理学家，他英语好的必要性不大，他完全可以有各种翻译软件帮助他学习，要发表论文，有人给他翻译，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事。
施一公校长把赴美搞科研的留学生，不回国的问题归结于留学生们自身的人性向好的选择上面，哪里能够给我提供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我就选择留在哪里，从个人生活的现实面出发。
而翟东升教授则是从我们目前自身的不足出发，客观的分析了我们目前阶段对于留住人才的各方面的不足，从最现实角度的钱到大环境的学术氛围，还有就是我们培养个性人才方面的缺失，给出了很好很清晰的答案。
看到这我们就不难发现，两位大佬的解释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一个说的是个人的内因，一个说的是大环境的外因。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对待科研科技型人才的方式，和能够给予科研科技类人才多少待遇以及足够的重视程度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于清华大学赴国外深造的留学生们，为什么回国就业比例那么低的问题，就应该有了清晰的答案了，因为欧美有更好的科研环境和人才交流的氛围，简单说就是有钱有足够的科研经费，有更多志同道合的科研同好的交流。
同时还有可以预见并且很容易就能得到的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再加上国内目前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足，回国就业或者做科研研究，实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发展，选择留在国外算是一种审时度势的一种理性选择，所以清华大学赴国外深造的留学生们不选择回国就业搞科研也是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决定。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中。我们想要扭转这个局面就需要用自身不断改变和努力，来尽快弥补我们目前的各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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