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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大爆发，海外的留学生们紧急回国，我们邀请了来自英美法三国的留学生，记录下他们的回家之路。
3月1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宣布实施群体免疫的政策，小何眼睁睁看着回中国的机票一下从8千元涨到1万多，一天后直飞基本全都没票。恐慌之下，赶紧买了一张3月22号从伦敦直飞广州的机票。
小何在英国学习纯艺术和艺术史，同一工作室的朋友都离开了。墙上未完成的画被人匆忙撇下，时间仿佛和未归位的座椅一同静止着，和色块一起凝固在边角卷起的画纸上。
△小何的学校画室空无一人
而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当地时间3月10日，哈佛大学校长宣布，自3月23日起全部课程转成线上授课。随后又更新消息通知本科生在3月15日下午5：00之前搬离校园，并把所有东西打包带走。当天，马萨诸塞州92例感染，全美感染人数破千。
疫情在麻省的爆发或许要从一个普通的星期三说起，美国时间2020年2月26日早晨七点，跨国公司Biogen的高管们齐聚波士顿，握手相拥、共进早餐，讨论这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未来。在面包、甜点、热食、咖啡混合的食物香气里，没有人嗅到新冠病毒蓄势待发的危险气息。
在马萨诸塞州，这样的会议稀松平常。然而，2月29日Biogen高管出现首例感染，截至3月10日晚，员工感染人数便达到70人。Biogen疫情爆发后，波士顿的疫情严重程度一度升到全美第三，尽管街头依旧没什么人戴口罩，但人们在公共场合使用免洗洗手液的频率明显多了起来。
因为工作原因，原本去年九月应该入学哈佛的小高选择了gap，并在波士顿工作。相对于那些必须在四天之内搬离哈佛宿舍的本科生们，小高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决定回国后，3月17日小高就买好了机票——先坐飞机到华盛顿，然后飞到德国法兰克福机场中转12小时，再飞北京——这还是所有航班中中转时间最短的。
△小高从波士顿登机前往第一站华盛顿。
距波士顿约5500公里外的法国巴黎，总统马克龙宣布从17日起开始全法"封城"。尽管10天前，他还和夫人一起去到巴黎的安托万剧院看话剧，鼓励大家在疫情下保持正常生活。
法国留学生小杨在巴黎生活了5年，结束毕业实习后受疫情影响，小杨在巴黎找工作和实习都遇到了困难。母亲担心他的安危，费尽辛苦为他抢了回家的机票。3月18日，法国"封城"的第二天，小杨抱着一去不回的心离开了巴黎，五年的行李分装在一个大号旅行箱、一个背包和一个挎包内。
中转
△3月11日的巴黎地铁，车厢里的艺人在拉小提琴。
3月18日小杨离开巴黎，那天是个阴天，街上除了外卖和快递配送人员几乎没什么人。在去往戴高乐机场的路上，以往拥堵的道路畅通无阻。尽管已经快三年没回过家，但这次小杨没有兴奋只有紧张。
△疫情前的法国，摄影：小杨
3月20日，小高收拾好行李准备下午两点出发前往机场。因为知道一路上基本不能进食，小高特意点了丰盛的外卖午餐，两个菜加红烧肉配米饭，是平时饭量的两三倍。
坐上Uber，在波士顿一直没戴口罩的小高戴上了口罩，机场没有专门的检疫。因为美国的入境限令，很多欧洲人急着离开美国。在华盛顿飞法兰克福的飞机上，满满当当地坐了很多欧洲人，但戴口罩的不到一半并且饮食如常。八小时的飞行里，小高忍不住喝了第一口水，“把口罩拉开之后迅速拧盖，然后我一只手捏着口罩，另一只手把水瓶从口罩底下塞进去”。飞机飞过大西洋，落地的时候正好是当地早上7、8点，小高第一次看见基本没有商店营业的法兰克福机场。
△法兰克福机场转机用的小火车上空无一人
而最早买好机票的小何却没有在3月22日如期离开英国，她的航班被推迟到3月29号之后又被取消，没有解释任何原因。小何几乎给很多国家的航空公司都打了一遍电话，但是都不符合购买条件，唯一符合要求的，是转机埃塞俄比亚的航线，但她不敢买。
当时，小何学校的学联也在积极组织回国的包机。小何加了四五个包机群，经济舱的价格大概是元左右人民币。所有的流程、律师协议都安排好了，钱也交了。但因为谈不拢国内的机场，包机不被允许降落。最后实在没办法，她选择了伦敦—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北京的航线，当时单程机票大概9900元。
伦敦时间3月19日的下午2点，小何戴着护目镜和浴帽，穿了一件带帽子的卫衣出发了。“我手上戴了两层的手套，鞋上套了鞋套，因为我觉得机场地上可能会很脏。我还随身还戴了100毫升喷行李用的酒精，以及消毒湿巾之类的清洁用品”。
△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
小何第一次在希思罗机场见到这么多亚洲面孔，这里是全伦敦地区戴口罩人数最密集的地方，不仅亚洲旅客在戴口罩，欧洲旅客、非洲旅客也都戴着口罩，有的人甚至戴着早已脱销的N95口罩，穿着防护服裹得密不透风，看不出是哪个国家的人。相对而言，机场的工作人员则完全做好防护措施。
因为前后几排都是防护严密的中国人，也没有听到咳嗽声，小何感觉挺安全，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一路上她只醒了两次，一次是热醒的，因为防护太严实了，越坐越热。一热就渴，她趁身边的人都睡着了，偷偷喝了两口水。还有一次醒来是在飞机降落前，可能是有旅客在食用飞机餐，浓郁的鱼腥味让她醒了过来。
△小何在飞机上拍摄的日出
快要落地的时候，小何第一次看到非洲大陆的日出。因为航班服务挺好，小何心情轻快，就在她想要夸一夸埃塞俄比亚航空时，却被告知从伦敦和曼彻斯特来的人不可以入境。机场安检混乱，同一个问题询问不同工作人员，可以得到不同的回答。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机场
小何将在航站楼待17个小时。机场很小，只有三个餐厅，小何走进一家标着“中国食物”的餐厅，菜单上却是西餐，供应的咖啡被称为“伦敦咖啡”。店家解释说不提供中餐，门口的中文只是一个广告。餐厅不支持刷卡，必须付美金，英镑或者欧元需要与美金使用同样的汇率。比如，点了一杯标价1美元的草莓汁，用英镑付的话是1镑，用欧元付也是1欧。
餐厅外也一样有很多“坑”。一瓶小的矿泉水在英国机场大概只要0.6镑，而这里需要近两美元。在小何买东西的时候，有当地人借用消毒的免洗凝胶，却不愿还回来。机场在贵宾厅内安排了类似集装箱搭起来的板房给乘客休息，有几个沙发，空间小且不透风，墙上一只小电风扇在转。房间里都是中国人，大家戴着口罩挤在一起，好几个人在吃机场提供的当地食物，看起来卫生条件并不好。
△小何在机场贵宾厅休息
机场的wifi不太稳定，网络时断时续，插座与欧洲的插头又不通用，小何只能用充电宝凑合着，尽量少用手机。找了一个大厅通风的地方，脱了伦敦冬天厚重的衣服，掏出从家里带来的三块巧克力充饥。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机场
接下来的不知道多少个小时里，小何躺在机场大厅的椅子上看外面的云，数来了多少架飞机。看工作人员给飞机卸行李，装行李，拉小车。到了晚上，人突然多了起来，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可能是白天出机场休息的人都回来准备登机了，终于要回国了。在登机口，每个人都被测了两次体温，这是小何从伦敦家里出来到现在第一次被测体温。
检测
△3月22日凌晨，北京首都机场的转运点
回国的大多数航班都会在海外进行中转，一起中转等候的基本都是中国面孔。登机时，大家全副武装排队量体温，体温偏高的乘客会被拒绝登机。面对飞机餐，大家不像往常一样“慢用”，而是秉持“能不吃则不吃”的原则。在飞机上，乘客们基本会被测量两到三次体温。在飞机上有症状的乘客是最早走下飞机的，之后，乘客们分批依次量体温、填表、过关。填写的出入境申明卡会问到至少21种相关症状。
小杨有咽喉炎，到了首都机场后，他如实汇报了喉咙疼痛的情况，自愿去做检测。和小杨一样待检测的人大概有200个，在玻璃围起来的临时隔离点内大家基本相邻而坐，期间不允许吃饭喝水。在机场等了24个小时，早上8点，小杨和其他4名待检测乘客围坐在面包车内，一起被送往小汤山医院进行检测。
△小汤山医院
小汤山医院比小杨想象中要好太多，消毒和隔离措施都让他安心，在隔离病房里小杨摘下了口罩，等到阴性检测结果后，他一路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小汤山的隔离病房
同样接受了检测的还有小何。因为填报了自己头痛的症状，又来自英国，学校里还有两例确诊病例，入境时小何被盖上了“重点检测旅客”的红色章，被安排到另一条队伍里排队做病毒检测。有排队的人问能不能让自己先走，有人说自己干呕是因为喝了过期的牛奶；说因为担心途中被病毒感染，出发前吃了点预防的药，不是退烧药。但海关防疫人员非常严格，只要有任何症状或者吃过药就必须排队等候检查。
3月21日夜里12点，排了五个多小时的队，检测人员让小何填了一张更细致的表，出示去年英国的入境章，并且询问她“头疼”、“腹泻”的原因。当她说是6天前生理期来了，防疫人员也松了一口气让她签字，确认和新冠病毒无关。
签字后又去做了核酸检测，医生用一个类似小棉棒的东西，在她的舌根戳一下，然后放入试剂瓶里，如果检验结果呈阳性就会有人来联系她。
返乡
△驻京办的负责人将返乡的人们送到机场
△圆桌上有不同省的名字，同坐一桌的都是老乡
在小汤山医院住了一天，小杨将所有行李都放在卫生间经紫外线消毒，在第二天早上十点被送到北京国际会展中心。在一个大的宴会厅里有很多张圆桌，圆桌上放着省市的名字，乡音四起，桌子旁坐着的都是检测呈阴性的老乡。
3月22日，小杨买好了下午两点多从北京飞成都的机票，在省驻京办负责人确认后，他被允许回家，和他同一桌的人一同被送去了机场。在离家半小时路程的隔离酒店里，他开始了十四天的隔离生活，期间还面试了新工作。22日下午，小何也入住了老家合肥的隔离酒店，”这里房间不贵，饭菜可口，可以点外卖，父母也可以来送饭，我感到既踏实又幸福“。
经历了曲折的回国之路与十四天的隔离，小杨终于离开酒店，回到了久违的家，在成都街头，熟悉的环境让他感到安心，“这个街头还是我记忆中的街道，老样子”。
本篇为地球青年图鉴“身在疫国人”第11期留学生回国篇，后续将带来更多“海外疫国”的报道，请持续关注。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易琬玉狄与菲编辑|图拉实习生|牛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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