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佟西中
近期，5名博士、14名硕士应聘社区干事一事引发舆论热议。高层次人才未应聘科研院所，而是应聘社区干事。外界好奇这到底是“曲线救国”，还是“人才内卷”。
10月28日，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简称武汉东湖高新区）社会事务局发布公开招聘社区干事体检事宜公告。公告显示，本次招聘流程已进行到体检环节。
根据招聘部门此前所发公告，招聘面向社会计划招聘社区干事144人。其中，社区干事岗位又分为储备人才、本地优才、骨干专才、头雁归才、高层次人才引进5个类别。其中，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招录数量4人。9月初，招聘部门发布的公告显示，5名博士、14名硕士被列为高层次人才类别，且免于笔试。
10月13日，招聘部门发布了面试入围者名单，其中5名博士13名硕士，共18人入围面试。
公开资料显示，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是政府机构，本次招聘由该管委会内设机构社会事务局负责。其职责之一是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培养方向是社区党委书记
5名博士、14名硕士应聘武汉东湖高新区社区干事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
5名博士所学专业分别是环境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作物环境及生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坊间将上述专业称为“生化环材四大天坑”（意指难就业）。其中还有行星地质与比较行星学专业。
武汉人才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社区干事与街道办签订合同，属于街道的编制，非事业编制和行政编制。高层次人才引进人员培养方向是社区党委书记。
东湖高新区社会事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轮招聘属于统筹招聘，他们负责招聘事宜，具体待遇要由用人单位（社区）与应聘者商谈。
公开资料显示，社区是基层居民自治的组织。在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组织是村民委员会；在城市基层社区管理组织是居民委员会。在实践中，社区居民委员会归街道办事处领导指挥。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武汉市出台《武汉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办法》明确，社区工作者含四类岗位：社区正职、副职、委员、社区干事，共18级岗位等级序列。
《办法》还明确，武汉各区每年分别拿出20%左右的街道（乡镇）公务员职位、基层事业单位管理岗位的招录和招聘计划，定向考录、招聘社区工作者。
此前武汉媒体报道，东湖高新区现有社区82个。去年，该区开始推进党组织书记事业岗位管理试点，首批11名党组织书记纳入事业编。
后期东湖高新区还将根据专项编制空缺情况，动态调整符合聘用为事业编制人员条件的社区党组织书记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体制内的工作越来越受到高校毕业生的青睐。《2021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2016至2020届本科毕业生在政府及公共管理部门就业的比例（分别为5.6%、5.9%、6.0%、6.0%、6.2%）持续上升。
与体制内工作受热捧伴随而来的是“考公热”，2016至2020届本科生毕业后准备公务员考试的比例（分别为0.6%、0.7%、0.8%、0.8%、1.2%）也呈稳定上升趋势。
专家：个人角度无可厚非，社会角度人才浪费
博士应聘社区干事，外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即是，是否属于人才浪费，多位专家学者就此事表达了不同看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基层是社会矛盾冲突的多发点，如何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是重要课题。博士到社区工作，提升了基层管理人员的素质。
竹立家认为，就整个社会来说，博士、硕士群体在不断扩大，过去认为博士、硕士就应当做学问或到技术部门，此种观念应该改变。有知识、有能力、有素质的年轻人充实到基层，可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助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聂辉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个人角度看，只要是理性选择都无可厚非。从社会角度看，这是人才的浪费。基层社区岗位不一定非要博士，博士也未必比硕士、本科生做得更好。
聂辉华说，国家为培养博士付出的成本与其工作后产生的社会效益相比并不成正比。经济学上有关于人才配置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最有创造力的人应该去最有创造性的岗位，比如办企业、做研究。次之人才可以去公共服务部门工作。如果反过来，那毫无疑问就是人才浪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也持类似观点。田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肯定属于人力资源错配，博士的才能在基层无法得到完美发挥，应算是入错门干错行。
田丰还提到，基层工作比较琐碎细腻，需要一定的工作思路和方法。高学历的人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上有一些逻辑性的优势，能更好地领会上级意图，更好地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社区治理也的确需要一些高学历人才，尤其是未来社区治理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依托高科技手段，从未来发展看，高学历人才参与社区治理不是坏事。
北京科技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杨志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此现象不必过度解读。博士到社区当干事，只具有典型性，没有普遍性。博士、硕士学历代表的是接受过专业化，或者说系统化的学术训练。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能够成为最顶尖的科学家或人文社科知名学者。从事科学研究本身是一场“智力冒险”，绝大多数学者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够取得显著成就。
从就业角度看，杨志云说，高学历群体在不断扩大，就业压力确实在增加。高学历人才在科学研究领域就业中也面临不少困难。比如博士在“双一流”高校当讲师，除准入门槛限制外，还面临着“非升即走”（一般约定6年考核时间，达标就晋升，不达标就解聘）的尴尬处境。
杨志云认为，当下毕业的博士和硕士主要是“90后”，他们的父辈多是60年代末或70年代人，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增长，是数十年中经济和社会地位最高的一代人。其子女在就业选择中也更加注重情怀和实现个人价值。当然，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看，确实存在人才浪费的嫌疑。国家对博士生、硕士生培养主要是财政投入，人力资本的错配从成本收益上是不合适的。
对于社区治理，杨志云表示，绝大多数社区工作不需要多高的学历，社区治理需要的是内生的参与，与学历高低关系不大。
与上述几位专家观点不同，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荣卓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高学历人才下沉基层不存在“大材小用”或人才浪费问题。
陈荣卓说，我们需要打破社区都是“婆婆妈妈事”的刻板印象。当下社区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比如便民服务、社区教育、心理健康、疫病防控、矛盾风险预测等。基层治理问题表现形式和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不断考验着基层治理队伍的专业化能力。因此，在基层治理中就需要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陈荣卓提到，相对而言，高学历人才凭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理念素养，在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依法治理、智慧治理、系统治理等方面，更具优势。可以说，基层大有可为。“没有小工作，只有小格局。”
从全国看，多位博士到社区当干事也比较少见。以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为例，其辖区内因有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深圳大学等机构而广为人知。
粤海街道办下辖16个社区工作站。粤海街道办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社区不存在博士学历的工作人员，硕士学历工作人员具体数目不清楚，印象中也比较少。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社区干事与社工人员是有区别的。社工是政府出资购买的人力服务，其签约机构是非营利民办第三方机构，属于劳务派遣性质。
多位社工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社区内，工作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强，有不少人为获得基层工作经验而来，也存在“跳板现象”，即暂时先就业，随后考入公务员系统。
上述多位专家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管是“跳板”还是所谓“曲线救国”，年轻人到基层历练都是一件好事，对基层社会实情也更为了解。年轻人也应该有职业选择的自由。
陈荣卓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高学历人才到基层工作，是需要在基层实实在在地历练，扎根和服务基层，才能获得成长的。虽不排除个别人存在投机心理，但相信更多的人还是怀揣着理想和抱负投入基层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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