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最明显。九十年代，上海人均收入还不到深圳的一半，2018年，上海人均收入已经位居全国第一。上海财政占GDP比例为22%，也是全国第一。
上海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为0.3∶29.8∶69.9，产业结构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上海产出效率排名全国第二，最近几年产出效益一直在提升。上海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经济、贸易、航运中心和全球科创中心。
当代中国，核心区域正在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加快发展核心区域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将会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今年年初，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已经提升为国家战略。
上海是长江三角州核心城市，其辐射效应非常明显。2019年1月16日，“上海大都市圈”规划正式启动。“上海大都市圈”将初步覆盖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1+7”市，常住人口约6500万人。上海大都市圈经济规模万亿，占全国GDP比例为10%，人均GDP超过两万美元。
201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增长8.8%。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是2.68：1。中国要缩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就要加快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就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过去几十年，中国实施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二元结构阻碍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不利于城市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社会各界一直都在呼唤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平等的一元化户口政策。
户籍改革不仅仅是单纯户口迁移问题，还是城乡之间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涉及各个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问题。国家已决定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努力消除城市和农村之间，社会不平等。
2019年1月1日，新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实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的“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决定正式以法律的名义予以确认。
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意义在于：户口和土地不再挂钩，农民进城落户不要放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原有利益。农民进城入户几乎不附带任何条件，实现了城乡双向自由迁徙，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自由迁徙。
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统筹推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市民化，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
《指导意见》正在从体制上建立都市圈内跨区域的合作和协调机制，以保证政策协同和有效执行。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其它的各类城市落户将变得十分简单。
当前，二线城市的落户政策正在不断放宽。中西部的很多省会城市的人口正在快速增长。2018年底，西安新落户人口突破75万，位居全国第一，西安户籍人口即将破千万。
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也在加大吸引人口力度。2018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490.44万人，常住人口增加了40.6万人。2018年，杭州常住人口新增33.8万人，常住总人口达到980.6万人。
2018年有近1400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到2020年实现1亿人在城镇落户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目标。现在来看，这一任务即将实现。
2月21-22日，公安部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建立居住证制度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居住证持有人可与当地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平等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并可逐步享受同等的劳动就业、住房保障、养老服务、医疗社保、社会福利、子女就学等权利。
户籍制度改革还需要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相关的配套改革。例如解决农民工住房保障、为城里农民工提供城市低保范围、农民工纳入所在城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统一公平的竞争劳动力市场、保障农民工就业等问题。
我们要认识到户籍制度改革的艰巨性，还将面临公共财政支出压力和配套改革等多重因素的挑战。户籍制度改革正在为中国经济注入新活力。城市落户将变得十分简单，1亿人在城镇落户的重要目标即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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