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深户籍政策松动 一线城市为产业升级揽才

来源:时代周报北上广深户籍政策松动一线城市为产业升级揽才时代周报记者陈泽秀发自广州随着众多城市对人才引进政策的宽松化,过去对户籍管理较为严格的北京、上海也在松动。9月23日,上海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网发布了《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下称《评分办法

北上广深户籍政策松动 一线城市为产业升级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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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代周报

  

北上广深户籍政策松动一线城市为产业升级揽才

  

时代周报记者陈泽秀发自广州

  

随着众多城市对人才引进政策的宽松化,过去对户籍管理较为严格的北京、上海也在松动。

  

9月23日,上海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网发布了《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下称《评分办法》),新增这样一条规定:在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试点,探索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的基础上,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两天前的9月21日,北京市副市长杨晋柏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将在特定区域开展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并综合运用人才引进、积分落户、居住证、住房、子女入学等相关政策,吸引国内外数字领域优秀人才。

  

上海、北京双双进行的户籍新政,传递出人才落户渐趋松动的信号。实际上,四个一线城市相较来看,常住人口超过2428万和2153万的上海、北京的入户要求仍很严格,仅有1343万和1530万人口的深圳和广州户籍政策相对宽松。例如,广州早在2019年4月就发布新政—本科毕业生在广州缴纳半年社保,即可落户。今年8月,《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又率先提出,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的人才入户准入年限,在广州可获累计认可。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此次上海扩大大学生直接落户的范围,逐渐降低入户门槛,符合国家将户籍制度改革逐渐从中小城市推进到大城市的步骤,是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推进的体现。“放宽落户标准以后,有利于上海吸引更多大学毕业生留在上海发展。”陆铭指出。

  

一线城市户籍政策松动

  

在上海9月23日公布的《评分办法》中,并未明确划定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具体名单。时代周报记者查阅上海市政府2018年2月发布的《关于本市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意见》,其中提到,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时代周报记者根据上述四所学校发布的《2019年就业质量报告》粗略计算,每年这四所高校共有约1.3万毕业生留在上海工作,其中包含了一定比例的上海籍学生(2019年上海交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生源均超过1000人)。这意味着每年能够享受直接落户上海政策红利的毕业生将达到约1万人。

  

除了针对高校毕业生的落户政策,积分落户政策是推动落实国家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改革的重要举措。

  

2017年1月,北京积分落户管理办法(试行)施行。2019年底试行期结束后,北京发布的数据显示,试行期间,共有1.2万余名申请人取得落户资格,加上子女连带落户,实际落户超2万人。今年7月,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印发。

  

北京市人社局8月发布的消息显示,2020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已于8月15日结束。今年共有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与往年基本持平。

  

相比之下,广州、深圳的户籍政策改革则走在前列。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后,8月广州率先提出,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的人才入户准入年限,在广州可获累计认可。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2017年以来,各个城市都在进行人才争夺战,门槛不断降低,力度不断加大,这给一线城市带来较大压力。一方面,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可能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看,一线城市以第三产业为主,需要加紧引进人才,为产业升级做准备。

  

争夺高端人才

  

城市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

  

根据上海市发改委提供的数据,2014―2019年,上海户籍人口迁入近60万人。其中,人才类落户占比逐年提高,由2014年的49.3%(8.8万人)提高到2019年的68.2%(12.2万人)。

  

去年12月,广州向各区正式下放人才绿卡行政审核事权,同时争取到广东人才优粤卡审批权下放至黄埔区。据《广州日报》今年8月的报道,广州市已经发放人才绿卡6844张,其中主卡5677张,外籍人才540张,港澳台人才186张。

  

需指出的是,一线城市的人口规模仍受到控制。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上海的常住人口最多,达到2428.14万人(截至2019年末),远超广州和深圳。不过,根据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明确至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并以2500万人左右的规模作为2035年常住人口目标。这意味着上海还有70余万人口增长的空间。

  

此次,落户门槛降低,是否会对上海控制人口规模的目标带来压力?王智勇分析,虽是控制总体人口规模,但高端人才毕竟是少数,人口规模的天花板对吸引高端人才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不过,陆铭分析,近两年,上海的常住人口保持小幅度增长。在既有的积分落户政策之下,留在上海工作的大学生,一定年限后也可以获得上海户籍。“现在把几个主要的高校毕业生落户门槛降低,对于上海人口的增长会有一个加快的过程,但人口会不会突破某一个数量,事先很难评估。”

  

应注重人才结构

  

除了上海等一线城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天津、苏州、东莞等20多个城市争相在人才引进上下功夫。

  

9月以来,天津、郑州等地也进一步完善了落户政策。9月22日,天津市发改委发布《天津市居住证管理办法(修订版征求意见稿)》,将积分落户申报指导分值由140分调整为110分,并进一步明确了居住证的申领、管理、积分、落户等条款内容。

  

9月15日,郑州市推出了“3.0版”人才新政,在项目引进、人才资助、生活保障等方面推出综合政策,包括对A、B类高层次人才给予最高300万元、150万元的首次购房补贴或提供不超过200平方米、150平方米的免租住房等政策。

  

王智勇认为,从人才结构角度看,各大城市不能只考虑引进高端人才,还应该相应吸纳与高端人才配套的劳动力,包括居民服务业、一般的加工制造业等。“根据国外经验,每引进1个高端人才,至少需要6个与其配套的服务人才。”

  

陆铭也认为,在观念上不能认为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就只需要大学生。“一个城市吸引的高技能人才越多,也会相应地在生产和生活两个环节中,产生大量的相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去从事生产环节中的辅助性岗位,以及生活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

  

“当前不少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降低落户的门槛,促进大学生就业,这个作用是积极的。但对于长期已经居住或就业在大城市、没有获得本地户籍的存量人口怎么办,这是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此外,还要考虑城市的低技能劳动者,如何加快他们的市民化进程。”陆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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