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陆璐发自深圳
从元到1万元。前者是2017年最后一期个人车牌竞拍均价，后者则是1月25日出炉的深圳2018年第一期车牌竞拍最低成交价。
竞拍结果出炉前的一周，在1月17-18日召开的深圳市2018年两会上，粤B牌竞价过高亦是热门民生议题之一。
1月17日，深圳市长陈如桂提出向实体经济压力大、基础公共服务短板、住房保障供应体系待完善等制约深圳往更高层次发展的九大问题宣战，其中6项与城市治理有关，足见其重要性。
“与过去相比，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大的亮点是聚焦城市规划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城市生态建设，过去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更加关注创新与产业。”深圳市人大代表谭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另一名人大代表熊建明倾向于用另一个说法概括：“去年侧重于产业，今年谈得更多的是民生。”
这一天，《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还公布了过去一年深圳经济发展指数：预计2017年本市GDP超过2.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8.8%。
当天，这个数字传遍了中国。
经历将近38年高速发展的深圳，从捕鱼为“主业”的宝安县迅速成长为国际化创新城市。“2.2万亿”之后，这座城市所面临的主要任务都已悄然生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经济或科技领域的“单项冠军”转向全面发展。
这对特区施政者同样是一场考验。
超大城市的诸多难题
沿深圳龙华区民治大道一带，一条青灰色的河涌从城中村穿行而过，隔着一条街都能闻到臭味。
这是深圳市内80条黑臭水河中的一条。这一次，它和其他79条黑臭水河进入了深圳市政府报告中，亦是陈如桂宣战的九大问题之一。
在政协委员提供的诸多提案中，很多都涉及到如何治理一个超大城市的难题，而它们都制约着这个城市的下一步发展。
超大型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目前，中国实际达到“超大”级别的城市约有10个。根据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年末，深圳市常住人口1190.84万人，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人。深圳是10个超大城市中人口密度最大、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这一年，深圳市常住人口增速为4.7%，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中增速最快。
常住人口的急速增加，首先考验承载日常生活的公共基础服务资源。
“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深圳在2015年应该至少有小学719所，而当年深圳小学总计只有334所，缺口达到385所。”深圳两会上，深圳市政协委员、罗湖区淘金山小学校长邓少勇公布了一组数据。邓少勇建议加大教育用地供给力度的同时，深圳市规土部门也应该加快教育用地的审批。
医疗资源短缺对于一个超2000万管理人口的超大城市来说，同样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中医院副院长、教授李惠林在分组讨论中直言，深圳的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地位一直不相匹配，很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缺乏相关高等院校。
尽管过去一年深圳商品房房价保持了平稳态势，但对于大多数在这个城市拼搏的年轻人来说，深圳房价依然高不可攀。针对此，深圳从2017年开始集中力量打造租售并举的住房体系，同时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
人口结构倒挂
不同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历史悠久的城市，深圳遇到的超大城市治理问题尤其自身特色——人口倒挂。
在《大国大城》一书中，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指出，过去政府治理大城市的思路是控制人口规模，而今天在中国大城市所感到的公共服务压力，与长期以来公共服务按户籍人口来做规划有关，也与对常住人口的增长趋势估计不足有关。
实质上，过去40年主要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的深圳，同样面临此类问题。
根据《深圳市人口与社会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深圳常住人口控制在1200万人以内，户籍人口达到500万人，常住人口中大专以上受教育人口比重达到30%。而截至2016年年末，深圳市常住人口已接近这个数目，并且正以每年近50万人的速度增长。
常住人口的急速增加考验着教育、医疗等公共基础服务，同时人口结构倒挂又导致基础配套服务远远不足不均。
长期以来，城市公共基础配套服务和户籍制度紧密挂钩。由于人口结构严重倒挂，由此引出的资源配置等问题一直是制约深圳发展的难题之一。
以用地供给为例，建设用地指标根据城市人口规模挂钩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复，公开资料显示，到2020年，深圳建设用地上限是976平方公里，而截至2015年已使用940平方公里。
截至2016年末，深圳市户籍人口在常住人口中占比33.89%，超过60%的常住人口缺少正常的教育、医疗等基础配套服务。
为此，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曾在2016年1月的深圳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表态：“现在人口中，常住人口比例也是较低的，今年深圳要大幅推进（提升）户籍人口（比例）。”
2016年，在此前积分入户政策的基础上，深圳进一步细化积分入户政策条例，着重突出对专业性人才的入户需求。在积分入户政策外，今年深圳增辟存量人口“居住+社保”入户渠道。
一年以后，深圳户籍人口增长至404.8万人，比2015年末（354.99万人）增加了49.81万人。但仍然仅占常住人口总数的1/4，人口结构倒挂仍然是深圳一系列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
行政体制改革考验
最近召开的深圳各区党代会上，各区年度宏伟计划陆续公布。2018年深圳全市预计新开工及筹集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8万套、供应4.6万套；新增病床2000张、养老床位1000张；新增幼儿园学位2万个、公办中小学学位5万个以上。
强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现在安排教育、医疗财政支出分别增长25%和23%。今年深圳市两会，政府对城市发展和治理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从中可以看出，深圳市政府已经意识到主要矛盾的转变，同时对政府职能和行政效率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两年，深圳行政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强区放权和简化行政审批制度两个方面。2017年共取消、下放175项市级行政职权。
一名长期关注深圳改革进程的学者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2009年深圳启动大部制改革，将行政体制简化成“委、局、办”三级行政架构。但经过8年发展，职能部门内部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内部架构也未见明显简化。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深圳市政府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实名信息公开》看到，以文体旅游局为例，在实有171名公务员编制中，有50位正副级领导；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共800名在编公务员中，有202个正副级领导。
郭万达认为，对深圳而言，破解城市治理难题的关键是要提高行政效率，这可从政府信息化行政上切入。
“信息化意味着要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从而可以实现通过技术手段倒逼政府后台程序简化。而深圳的政府信息共享程度仍然不足。”郭万达表示。
为此，2015年11月1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深圳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要求全面推进信息共享工作。
更重要的，是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作出调整，淡化GDP，响应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过去强调GDP和产业发展，以后应该把和城市治理有关的指标，比如环保、就业率等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只有这样才能调整地方政府将单纯抓经济的施政思路调整到全面发展上来。”郭万达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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