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苦时我甚至想犯罪，因为我曾经在电视里看到，一个没有户口的人犯罪后，出于帮教和审判的需要，警察帮他补办了户口。”布吉农批市场的一个海鲜档口旁，黄吉宝语调低沉地说。黄吉宝今年20岁了，却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身份证和户口。
在深圳，在公安部门的系统中没有任何记录的大有人在，他们的人生因此添了许多波折。户籍管理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认为，只有户籍管理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才能解决“黑户”等问题。
“人与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
“我也知道超生不好啊,可是我自己又没有办法选择要不要来到这个世界”黄吉宝苦闷地说。
今年9月的一天，黄吉宝因为去办事走出了二线关，回来的时候，被要求从查验大厅过关。现在的二线关过关服务与之前相比已经很方便了，即使没有带任何证件，只要报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一样可以顺利过关。可黄吉宝却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户口，更不要说拥有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了。
黄吉宝在二线关口徘徊了很久，最后打电话向自己在关外的一个朋友求援，朋友想起一条可以“绕”过关口的小路……翻山越岭走小路的时候，黄吉宝感到自己像是一个躲避抓捕的罪犯。正常走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通过的关口，黄吉宝走了半个多小时，那半个多小时里他一直在想一句话：“人与人的差距咋那么大呢？”
这句话他会在来深圳后的很多时候想起来。初来深圳的时候，他到罗湖人才市场去找工作，几天里先后鼓起勇气面对了十几个招聘人员，可这些招聘人员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之后，他们就面对着黄吉宝结结巴巴的解释不断的摇头。最后，黄吉宝只得在老乡的海鲜摊档找了一份活干，只有知道他底细的老乡不会问他要身份证。
工作后，黄吉宝攒了一点钱，可没有任何一家银行肯给一个没有身份证的人开户。他曾经想借朋友的身份证开户，但看过一个新闻以后他不敢这样想了，那个新闻的当事人就是借朋友的身份证开了户，结果该账户被朋友挂失，当事人因为找不到任何证据而吃了哑巴亏。
黄吉宝工作之余的爱好是上网，可是在深圳，没有身份证的他连网吧也进不了。为了上网，他只好借朋友的上网卡以朋友的身份去上网。坐在网吧里经常惴惴不安。
黄吉宝是揭阳市普宁县人，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家里一共有7个孩子。“我也知道超生不好啊，可是我自己又没办法选择要不要来到这个世界。”黄吉宝苦闷地说。
黄吉宝和他的弟弟妹妹都没有户口，前两年，当地15岁以下的超生孩子在缴纳少量罚款后拥有了户口，而黄吉宝因为年龄太大，不在那个临时政策解决之列。
相关户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广东省一些地区曾允许“黑孩子”申报户口。当时，深圳登记的“黑孩子”有3000多人，而广东省的数字则高得惊人，要以百万来计算。10年之后的今天，相信“黑孩子”又累积到了相当的数量。
户口消失在大学毕业后
记者在各大论坛都发现了不同网友发的类似帖子，而打电话到户籍管理部门或人才市场去咨询的人也非常多。
“本科毕业8年，现在成了黑户，整天拿着一个已经过了有效期的身份证到处‘蒙人’，生怕别人注意身份证的有效期。”在南山区的一个城中村里，谢效生苦恼地说。
谢效生是湖南省衡阳市人，高中毕业考上了湖北武汉的一所大学，2000年本科毕业后，因为一时还没有找好具体单位，就在户口迁移证上笼统地写上了长沙。再后来，他到了深圳，户口迁移证也在数次搬家中丢了。前两年换二代身份证的时候，他找过自己的户籍，没有收获。今年想结婚的时候，又四处寻找，结果是：学校派出所同意补办户口迁移证，但得长沙公安部门出具“未落户证明”。长沙公安部门的回答是“不知情，无法介入”。而衡阳市家乡派出所的说法则是“可以接收，但需要迁移地为原籍的户口迁移证”。谢效生专门为户口的事情请假去跑过，但结果是失望。
大学毕业后“丢”了户口的人，在深圳可不是个小数目，记者在各大论坛都发现了不同网友发的类似帖子，而打电话到户籍管理部门或人才市场去咨询的人也非常多。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某网友的户口在办理户口迁移证后没有迁出，结果原户口所在地户籍网络升级，把他的户口资料作为已经迁出的资料直接删除了。
而在深圳某港资公司工作的候先生，则刚用“非法”的手段给自己合法出生的女儿上了户口。他本科毕业后调进深圳，将户口挂靠在深圳一亲戚家，他妻子也在深圳工作。2007年年底，他的孩子要出生前，他喜孜孜地去派出所咨询新生儿入户，结果被告知，非但不能入户，他自己的户口也得赶快迁走，要么买房入户，要么入公司的集体户。候先生所在的公司却并不愿意办理集体户，原因是流动性大，怕职员离职后户口还在公司“麻烦”。候先生和妻子的月收入加起来只有6000元，两人家庭都不富裕，无论如何买不起房子。候先生上跑下跑，结果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最终，他的解决方法是与一家有集体户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假”合同，于是，候先生的档案和户口就迁到了这家他没有工作过一天的公司，随即他女儿的户口也顺利入户了。不过这家公司可不是白帮忙的，候先生得按月为自己和女儿交纳“管理费”，集体户中个人可以拥有的那张户口卡，也被压在公司，每逢要用，得交“押金”来借出去。虽然如此，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感激那家公司，因为“好歹解决了问题，女儿没有成黑户”。
据说在深圳，类似于该公司这样以“户口”为一项业务的公司还不在少数。
“要让身份证做回自己”
王太元认为，造成“黑户”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捆绑在户籍上的负担和福利。
“身份证、户籍，本来就是证明一个人身份的东西，却被人们绑上了那么多的东西，让身份证做回自己，彻底进行户籍改革，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讲述他这些年来研究的心得。
福建省将超生罚款和户籍登记脱钩等一揽子解决“黑户”问题的办法，王太元认为只是“权宜之计”。王太元认为，实际上，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把超生问题和户籍登记问题挂钩的。“计划生育就是某些地方政府非法绑在户籍登记上的一块沉重的石头。孩子一出生就应该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他没有办法选择是否出生，当时就是无罪的，当然应该拥有社会的承认拥有自己的户籍。至于是否超生，那是他父母的选择，他父母应该为此付出法律所规定的罚款等代价。”
王太元认为把超生问题和户籍登记问题挂钩，恰恰模糊了相关政策：“许多地方对黑户实行‘特赦’后也就很少提罚款的事情，于是老百姓超生后不去申报，等着‘特赦’，造成了大量的黑户。而如果告诉老百姓，罚款到任何时候一分都不能少，还要根据时间收滞纳金，相关计生政策就能起作用。”王太元说根据他对法律的理解，超生的黑户孩子只要能证明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起诉不给他进行户籍登记的公安机关，“100%胜诉”。同时，计生部门也可以起诉超生孩子的父母，要求他们缴纳罚款和滞纳金。
王太元认为，造成“黑户”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捆绑在户籍上的负担和福利”。比如许多农村地区，过去征税往往按户籍进行统计，现在集资修路修学校，也按户籍人口，结果造成“多一个户口多交一份钱”，许多人因此放弃户口。而捆绑在户口上的福利，则是造成“高学历黑户”的主要原因。王太元研究过一个学生，从河南考到北京，毕业派遣到四川，最后到了深圳工作，几年后，成了黑户。“法律上有义务解决她户籍问题的，还是河南原籍，告的话能胜诉，关键是她想要原籍农村的户口吗？这个学生毕业时回河南或去四川，户口都肯定能落下，但问题是她选择深圳，但深圳相关政策又不能接收她。她为什么喜欢深圳的户口？因为户口上附着的东西。各地为什么不愿意接收她，程序之外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事实上那些东西是可以剥离的。”
王太元以教育来说明将利益从户籍剥离的问题，“深圳的教师编制教育经费等很多是按户籍孩子拨付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改个方式呢？如果说国家一年给一个四川孩子1000元，那这个孩子从四川到了深圳，这1000元就到深圳，有什么不可以呢？所有福利从户籍的剥离，不过是一些会计计算，让福利跟人本身走而不是跟户籍走，根本问题就解决了。在今天这个计算机时代，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最后就只剩下一个“定居资格”的问题。王太元认为许多人担心一个地区人口密度会太大，实际上，人口密度有多大是由产业类型决定的，产业升级可以解决问题。而一个人只要能在这个城市稳定工作生活，就一定是这个城市的贡献者而非负担。王太元认为应该把现在的“前提性管理”改为“行政确认”，也就是一个人成为市民不需要事先申请，而是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几年后，证明自己有能力在城市生活就可以成为市民。王太元说当户籍改革做到这一步，众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尾声
10月16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说：“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具有一定的优势，两省一市可以在全国率先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而这个改革的核心，一方面是如何使城市的福利体制货币化；另一方面，如何提高农村的福利水平。”
10月19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由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文件中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