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打拐”话题再上热搜。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终于找到失散了14年的儿子,认亲现场令人不禁落泪。一个原本温馨的家庭,一旦为人口买卖犯罪所害,即便有了眼下看似圆满的结局,也很难再回到从前的模样。为此,公众普遍痛恨“人贩子”与买孩子的人。
除了打击人口买卖双方之外,一个常常被忽视,但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样需要追问:那些被拐卖、又被找回来的孩子,为什么都能顺利落户、成功“洗白”为正常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以何种方式为他们办下了户口?其中又是否有滥用公权力的嫌疑?
从常识上看,要给一个孩子落户并不简单,办理手续的人要有父母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父母单位或街道、村庄的证明信,正规医院开具的孩子出生医学证明等。这些繁琐、细致的要件,虽然显得有些麻烦,但正是防止有人“浑水摸鱼”的必要条件。在这套制度下,一个人要成为“社会人”,其个人信息需要得到严格认证,有了这样的“认证”,他的身份才能得到户籍制度的确认。
理论上,被拐儿童绝不具备正常上户口的必要条件。证明信是怎么开的?出生医学证明是哪里出具的?这些本应起到防范作用的“关卡”一再失守,难免令人感到担忧。从过去的案例来看,许多成年后才被重新找回的孩子,都有了新的身份、新的户口。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哪些人“配合”了买孩子的人?不把这些问题说清楚,类似情况可能还会继续出现。
这并不是说,被拐卖的孩子就不能有正常的学习、工作条件,而是说户籍管理工作理当尽到审核义务,起到社会预警作用。如果被拐卖的孩子总是能轻松顺利地完成“再社会化”过程,买孩子便成了一件“方便”的事。这在实质上构成了对拐卖行为的制度性助力,其隐患必须得到充分重视。
据报道,早在2016年,福建警方就曾发现不法分子伪造、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申报户口的线索。近日,有打拐志愿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河南省商丘市妇幼保健院曾有4885份出生证被盗,近10年未破案。无论是相关证明失窃或遭人伪造,还是有“内鬼”主动为被拐儿童“洗白”身份,有关部门都必须严查严处。其中,如果有户籍、卫生系统工作人员涉案,更要成为查处的重点。
12月9日凌晨,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孙海洋之子孙卓及另一儿童符建涛被拐案,山东聊城阳谷县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对被拐孩子户口办理问题展开调查,初步查明:孙卓,即孙海洋之子,现用姓名为国某,户籍地在黑龙江省某市。报道中涉及的另一名被拐儿童符建涛,现用姓名为吴某某,户籍地在本县。有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凡涉及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将严肃处理。
户籍承载公民基本信息,其管理工作至关重要。近年来,各地频频出现户籍造假问题,被拐儿童非法落户只是其中一端。这些问题说明,户籍管理工作有不容忽视的权力寻租空间,对此,有关部门还需深挖彻查,堵住制度漏洞,防止有人以权谋私。
社会上,一直有声音呼吁:有关部门应在户籍管理工作中加强数字化建设,形成人口信息的全数字化流转,在技术层面上减少“人为操作”的空间。具体到防范人口拐卖犯罪上,也有人建议:应从源头上对新生儿及其父母采集DNA、血型、手指纹等,建立信息库;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未成年人,要审核其DNA信息库是否一致等。这些建议未必都可行,但有关部门还应积极探索这方面的作为空间。
打击拐卖儿童,既要抓住“现行犯”,也要精准打击犯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被拐儿童如何落户,便是一个关键环节。唯有持续织密治理网络,才能实现“天下无拐”。
